图：从左到右分别是：吕碧城、蒋逸霄、彭子冈、杨刚、傅冬菊

“你曾经渴望战斗，欧博官网你现在仍然斗志昂扬吗？好的，就我自己而言，一息尚存，就要战斗。”意大利知名记者法拉奇这番自白，用在上世纪风云动荡年代《大公报》的女性传媒工作者吕碧城、蒋逸霄、彭子冈、杨刚、傅冬菊身上，最贴切不过。

当记者不易，奔忙劳碌不分日夜，更何况是女儿身，更何况逢了战乱。离家背井，她们不愿躲进闺房儿女情长，宁愿如热血男儿般，经战火砥砺，以一杆硬挺的笔，作枪作剑，写坚贞写忠诚写猛涨的沸腾的理想的梦。

梦尽头，是春天，是燕子的故乡吧。她们也会老去，但她们不会凋零。

在《大公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无数杰出女性

或是编辑、或是记者

奋斗在无声的战场上

曾以笔杆作枪剑报海沧桑未凋零

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了解一下激情飞扬的

那些《大公报》女记者们

大公报最早女编辑吕碧城

因英敛之推荐，吕碧城于1903年起担任《大公报》编辑，成为《大公报》历史上首位女性编辑。二十余年后的1927年，蒋逸霄进入天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后成为副刊《家庭与妇女》的主编。在那个年代，进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本就稀少，吕碧城和蒋逸霄各自依靠工作优势，以《大公报》为平台，撰写并编发了大量兴女权以及提倡男女平等的文章。

蒋逸霄出生于江南某小镇，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和南开大学等就读。她少时喜读书，却因父辈“重男轻女”思想所扰，无书可读。无奈，只得去大哥的书箱里偷，偷得《红楼梦》和《西厢记》，欧博其余的，还要自己去镇上小书舖买。甚至她长大后去北京读书所需的费用，都是母亲一人偷偷为她攒下的。
 

图：吕碧城在哥伦比亚大学照

与蒋逸霄不同的，是出身望族的吕碧城从小受良好教育，通音律，十五岁已能写出漂亮诗文。但碧城十二岁时父亲辞世，家产被人霸占。她为讨公道，写信予江宁布政使樊樊山求助。谁知此举却遭早年与吕家订婚的汪家诟病，说吕家女儿太过大胆，并借故退婚。此事对吕碧城影响颇深。才貌俱佳的她，身边从不乏有钱有权之追随者，却终身未婚。原因，或可从退婚一事上窥见一二。

两人少时经历虽不尽相同，却都切身体会到彼时社会的重男轻女，因而生出兴女权与办女学的想法。

大公报首位女记者蒋逸霄
 

图：蒋逸霄

1930年2月至11月间，天津《大公报》共分59次，连载蒋逸霄的长篇通讯《津市职业妇女的生活》。文中，她写了洗衣妇、女职员、歌女和女记者等普通女性市民的生活，文笔清丽。1936年，她又往上海《大公报》工作，并且长期负责撰写“上海职业妇女访问记”专栏的文章。

而吕碧城进入《大公报》后，借助该报的社会影响，提出倡导新式女子教育的主张。在她看来，仅仅将女子培养成识得几个字的贤妻良母是不够的，还应予其包括德育、智育和体育在内的全面的知识训练。“试观五洲之国，女学昌，其国昌；女学衰，其国衰；女学无，终必灭之。”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刊登过吕碧城这样笃定有力的文字。
 

图：吕碧城在伦敦

同年，在英敛之等人支持下，欧博娱乐吕碧城创立北洋女子公学，并任总教习。

吕碧城在《大公报》工作时日虽短，成绩却不应小觑。彼时的《大公报》，因她的坚持，大量刊载宣扬男女平等的文章，不单开拓了报章销路，亦是大公报人敢言敢为品性的映照。

子冈杨刚双剑合璧

将新记《大公报》时期两位知名女记者杨刚和彭子冈的故事并置，不仅因为两人名字中都有个“刚”（冈）字，也不仅因为两人都曾为《大公报》写过漂亮的文章，还因这两人的早年经历，及其后置身革命追逐理想的胆识，实在有太多相似。无怪当年二人曾与《新民报》的女记者浦熙修一道，被时人赞为“三剑客”。

图：学生时代的杨刚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屈原《九歌》里的“剑者”，敢为民言，为百姓疾苦奔走呼号。此种大义与担当，又何尝不是近世记者的写照？

1905年，杨刚出生于江西省萍乡一个官宦家庭。而在九年后，在江苏苏州一个书香门第，子冈降生。在物质丰裕的环境中长大，两人固然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却也对大家族里“重男轻女”等观念渐渐生出反叛的心思。
 

图：青年时彭子冈

杨刚十七岁时，往南昌葆灵女子学校读书，能“口若悬河地发表议论”，还曾在“五卅惨案”后上街宣讲革命道理。十七岁那年，承继了母亲刚直脾气的子冈，因厌恶“优闲的士阶级的学校教育”，曾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是有血性的人，这常使我独自恼恨，但结果只使我起了更强烈的颓废。我的魄力呢？！我那狮子般的魄力呢？！”

不必说当时，即使如今，欧博allbet敢用“狮子般魄力”形容自己的女子，怕也罕有吧。

1928年，二十三岁的杨刚被免试保送至北平燕京大学；1934年，二十岁的子冈考上北平中国大学英语系，亦离家进京，去感受冷雨、玉米和高粱的异乡了。

子冈杨刚走进大公

在北平，在革命的风暴旋涡里，杨刚与子冈两人的反叛性格，又被更热烈地激发出来。

她们都是受不了沉闷单调读书生活的人，理应地，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思想也不会被困在象牙塔中。到北平后不久，杨刚在朋友郑侃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学习《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开始在校内组织社联和文学研究会，召集进步青年加入。子冈更决绝，入学不及一年便离校，往沪，任《妇女生活》助理编辑。
 

图：新婚后的彭子冈

初出茅庐，子冈便以一支健笔写“三八”妇女节的游行，写深秋十月的学生示威。而那时的杨刚，经历了国民党的牢狱苦，又接连发表描述进步青年寻求精神解放的小说如《肉刑》等，也是铁了心，要“以笔作剑”，写那个在心里“沸腾的梦”。

子冈在上海时，杨刚在北平，任《大众知识》编辑。可以说，两人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生涯，都是从1936年10月开始的。唯子冈进入《大公报》的时间，较杨刚早了一年。

1938年初，子冈进入汉口《大公报》，同年夏，与丈夫徐盈一同被报社派往重庆，开始了她在陪都的八年记者生活。这八年，见证了子冈记者生涯的辉煌。甚至她晚年病重半昏迷时，听见病房水箱的“呜呜”声，竟误以为是“嘉陵江上的汽笛”。

大公敢登子冈敢写
 

图：彭子冈夫妇与儿子合影

当年重庆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大公报》敢登，子冈就敢写。”的确，上到军政要人的自私或伪善，下至寻常百姓的油盐柴米，没有什么能逃过子冈敏锐的目光。

在当时国民政府粮食部召开的记者会上，子冈讽刺提倡民众食用“营养米”的部长徐堪；在战时节约储金运动集会上“请教”孔祥熙，她请这位“心宽体胖、面色红润”的行政院副院长谈谈“养生之道”。同时，她也在文章中记下重庆的米价涨了多少、棉布的成色如何等等，事无巨细，笔调温和，行文用词与她在记者会上泼辣大胆的表现颇不同。正如其子徐城北在《回忆母亲子冈》一文中所写：母亲是一名“既温婉又叛逆的女性”。
 

图：杨刚

正当记者子冈在重庆如鱼得水时，一九三九年九月，杨刚到香港，接替萧乾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和“学生界”两个副刊的主编。上任初，她在《重申〈文艺〉意旨》一文中说：“《文艺》篇幅小，野心却有一个，它要放映这民族囫囵的一整个，从内心腠理到表皮。”

因了这“野心”，杨刚在这小篇幅上做起了大文章：编辑发表延安作家的作品，约请丁玲以《我怎样到陕北》一文谈延安路上的经历见闻，刊登艾芜描述桂林战时难民生活的《难民哀话》……如是种种，杨刚将《文艺》副刊由萧乾主持时期的“绅士”，一步步变为“披上战袍，环上甲冑”的“战士”。

杨刚赴美子冈留京

固然生长在金戈铁马的年代，固然不畏强权不惧艰难，子冈和杨刚骨子里，仍有女子的温存细腻，也因此，她们的随笔和专访，总能以细节引人入胜，以情动人。

杨刚1943年离港赴渝，主持重庆和桂林两地《大公报》文艺副刊。一年后，她赴美深造，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在美四年间，她以“美国通信”的名义，写出多篇描述美国农民或工人的文章，细节丰渥，历历如在目前。譬如《蓓蒂》一文，她以与自己同室的美国女孩蓓蒂失恋又失业的经历，暗示出美国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一种又像低声哭、又像骂、又像诉苦的声音连续不断从那灰白影子发出来。那是蓓蒂。”文章这最后一句，读来真真叫人怜惜又哀伤。
 

图：杨刚（左一）1946年与赖来力、史沫特莱、陈翰笙合摄于美国

当杨刚在纽约中国城拥挤的街上走着，当她与威尔逊总统轮三等舱内的黑人茶房聊天时，子冈正与丈夫在北平。两人住在西旧帘子胡同一座小四合院，白天各自骑了自行车出门跑新闻，晚上回家写稿，然后去胡同口的电话机旁，一字一句将新闻稿读给天津《大公报》的同事。次日一早的报上，便会出现题为“北京电话”的文章。文中，有门头沟的隆隆炮声，也有中山公园的芍药和大觉寺的桃花；有领粮时因丢了户口证而“嚎啕大哭的老太婆”，也有进步学生和罢教的穷教员。

寥寥几笔，子冈将那城和城里的故事，一股脑儿摊在读者眼前。她是爽直的，所以读者常可从她的文章中见到感叹号，见到短而有力的句子；她也是细心的，当她排除种种妨碍“漫步”在解放区的张家口市，她留意到农民减了租，妓院没了生意，过去的蒙疆剧院改了“人民剧院”的名，演起《子弟兵与老百姓》来。
 

图：彭子冈（右一）1950年参加华沙世界青年节

解放后，子冈和杨刚各自去了新岗位，可不变的，是她们的敢言。反右时期，杨刚在《人民日报》上，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同样的，在这敏感紧张的情形里，子冈“狮子般的魄力”不减，建议记者多写反映社会真实境况的新闻，而非一律唱高调。如此直言不讳，似乎注定了两人在那个风雨飘摇年代的运命：1957年10月，杨刚突然辞世；1988年，曾被划为“右派”的子冈，在瘫痪八年后默默逝去。

所幸，那么多年过去，女儿眼里“不会用针线”的妈妈杨刚，和儿子眼中“从不掖着藏着”的子冈，及她们留下的带体温的文字，仍旧像灯一样，照亮新闻人前行的路。
 

图：杨刚所著《美国札记》

幕后英雄傅冬菊

有人站在台前，激扬文字，论数战时政府腐败民生凋敝；亦有人穿梭于幕后，联络沟通接洽，起了不可少的桥梁的功用。傅作义将军的大女儿傅冬菊，便是这些“幕后英雄”中的一个。
 

图：傅冬菊

1945年傅冬菊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公报》任记者。彼时，记者是时髦职业，女记者的穿着和恋情更是常常成为一些小报的报道对象。傅冬菊却厌恶这类应酬，自愿往副刊担任编辑，以减少抛头露面的机会。所以，傅冬菊虽是傅作义将军的“大小姐”，但在大公报同人眼中，她是正直的、坚持真理的、作风朴实的优秀报人。

曾经，傅作义留意到《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刊登进步文章，认为女儿受了共产党影响，劝她出国深造。傅冬菊则告诉父亲：“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这“为国家”做的事情中的一件，是成功劝说父亲与共产党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经傅冬菊反复劝说，又在解放军攻占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压力下，傅作义最终同意与共产党谈判，并于1949年1月宣布接受和平改编。
 

图：傅冬菊倚栏留影

解放后，傅冬菊调入《人民日报》当记者，“文革”中曾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而遭批斗。“文革”后，傅冬菊来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二年，退休后回京，住在二十多年未装修的老房子里，领取退休金安享晚年。

曾有人问晚年的傅冬菊：若你当年听了父亲的话，出国深造，会怎样呢？当了一辈子记者的傅冬菊回答：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留在国内。
 

图：傅冬菊与天津《大公报》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