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的“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中，欧博abg方可成呼吁中国需要有更好的国际新闻，帮助国人“再一次真正地‘开眼看世界’。”作为一名前国际记者，我对可成的呼吁很有共鸣。我想国际新闻不仅是要帮助中国读者拥有和大国公民相匹配的知识视野，往大了说，还事关世界和平。一个崛起了的大国，如果公民对他者没有培养起同理心，可能会是一个唯我独尊而飞扬跋扈的大国。

有抱负的媒体想做更好的国际新闻，从何做起？一个迟早要回答的问题是：该不该建立驻外记者制度、对国际报道人才进行长期的培养？

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驻外记者队伍，以央级官方媒体为主。像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级别的央媒，自是很早就向全球派遣驻外记者。2009年后，央媒海外记者团队迅速扩充。这得益于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中国政府决心打造对外“软实力”，鼓励媒体“走出去”。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政府为此计划斥资450亿元。此后几年，各大央媒开始了大跃进式的布局：新华社开办了面向海外的新华网络电视；央视成立了北美和非洲分台，整合各外语频道成立了CGTN；《人民日报》设立了专注国际新闻的“海外网”；《中国日报》落地美、欧、亚、非，发行不同地区版的报纸；此外还有中新社、国际广播电台等央级媒体，不一一列举。此外，中宣部也开始支持一些新闻院校开设国际新闻硕士项目，培养未来的驻外记者。

市场化媒体也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段有一些驻外尝试。这是因为经历了新世纪头几年的市场化媒体黄金期后，部分媒体羽翼渐丰，也意识到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加深有必要开辟国际条线。但缺乏央媒那样的财力支撑，驻外记者数量还只是央媒的零头。而随着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新闻环境在2012年后的缩紧，市场化媒体的驻外尝试似乎出师未捷已打退堂鼓。

这些年过去了，这支驻外记者大军对中国读者了解世界，欧博官网起到了什么影响？答案很可能是：相当有限。

中国媒体上读到的国际报道，数量最多的并不来自驻外记者，而是以下三类：

最大一类是身在国内的编辑对外语新闻的综合编译；

第二类具有原创性，是国内记者采访外国驻华机构、国内外专家学者等撰写的更具深度的稿件；

第三类是来自海外兼职撰稿人的原创稿件，往往是留学生或其他居留国外的人士。

第三类的比例在近几年应该已经远超第二类，这一是由于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留学生群体，这些学生（或新近毕业生）可以很好地胜任媒体写作，也有一定的社会联系来支撑自己的报道或分析，并有相当大的热情来为同胞更好地介绍自己的留学所在地。二也因为近年微信公众号的兴起，让原本松散的海外华人留学生群体有了自我组织的可能性，从被动等待约稿到主动创立平台、打出品牌。当然，自媒体的新闻取向不一而足，有致力于提供严肃深度分析的志趣账号（如发端于美国2016总统大选的“选·美”、覆盖欧洲多国的“欧罗万象”、立足非洲的“中非观察网”等），也有内容偏民粹吸睛的营销号。

这么说来，还有必要大费周章地派遣驻外记者吗？作为一名前驻外记者，我会说：是的。诚然，身在国内的编辑记者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国际报道的需要，特别是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国际新闻；中国独有的庞大留学生群体也是宝贵的资源，他们往往能根据专业所长撰写非常好的解释性报道。

但国际新闻中仍有部分使命是以上二者无法满足的：调查和叩问。国内的记者编辑无法身在现场，海外兼职撰稿人则难有时间、精力，也缺乏专业的训练，去完成耗时耗力的调查性报道。兼职撰稿人无正式媒体身份，无法获得一些正式的新闻access来与官方机构等新闻源进行直接对话。

并且，撰稿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非绑定的，这不利于媒体规划报道议程、积累报道资源。举凡有国际报道影响力的媒体，欧博必然有一支专业的驻外团队，特约撰稿人是此基础上的补充。反过来说，一家媒体如果长期只依赖撰稿人，只是按篇付稿费而对撰稿人没有长期职业发展方面的支持，难道不是对撰稿人的一种剥削？

说易行难，设立驻外记者对媒体而言当然是件成本很高的事。驻外记者对中国的国际报道影响尚有限，自有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认识这些局限，可能是破局的第一步。在此，我想介绍一本描写中国媒体驻外记者的书：《为中国报道：中国驻外记者如何与世界打交道》（Reporting for China: How Chinese Correspondents Work with the World）。

近观中国驻外记者

写这本书的不是传播学或新闻学的学者，而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的匈牙利名字叫Pál Nyíri，中文名叫聂保真，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的教授。一向研究中国精英阶层跨国迁徙的他，先知先觉地嗅到了驻外记者这一新兴群体的研究价值。为了写这本书，他从2012年起访谈了70几位中国驻外记者、海外撰稿人、国际新闻编辑，足迹遍及北美两国、欧洲八国、非洲三国，和中国的北上广。 据我所知，市面上还没有一本类似反映中国驻外记者群体的书。

不同于一般传播学或政治学学者写中国媒体可能主要关注新闻管制和宣传，作为人类学家的聂教授更多关注到了驻外记者的个体经验和大环境的关系。这本书的目标读者首先是想了解中国媒体海外扩张及其影响的外国人士，所以对大致了解中国媒体现状的中国读者而言，书中的内容可能不会太意外。但即便是对我这样的半个局内人，书中对不同媒体类型、年龄段、从业经验的记者的访谈还是让我了解到了许多新面向，也让我对整个群体有了更好的了解。

我从书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不管是服务于央媒还是市场化媒体，新一代以八零、九零后为主的驻外记者，比起前辈有更加国际化的生活经历和对新闻专业主义更深的认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做着自己理解的好国际新闻，但受制于不同的约束条件。我想，欧博娱乐假以时日，这样一群驻外记者是有潜力做出有影响力的国际新闻的，但现实环境让他们很难在驻外记者这条路上走长远。这个群体也仍显松散，同行之间其实有着不小的隔阂，缺乏经验交流。

官媒 VS 市场化媒体

以下我会从一名前市场化媒体驻外记者的角度来介绍这本书——我想，与其用一种貌似局外人的口吻来评述，不如坦白我个人读书时所受思想冲击，或许对读者更有用些。

正如书中访谈的不少市场化媒体记者都说过类似“官媒做的不是新闻”的话，我对官媒总体上也有一些看法。但事实上业内同行多也都承认，官媒记者中有许多能人。仅以驻外记者而言，目前最有成就的一些驻外记者——这里我指的是出版过书、在读者中知名度较高的，多是官媒记者。如90年代报道过海湾战争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本世纪初驻巴以地区的新华社记者（后转至市场化媒体）周轶君等。固然官媒拥有市场化媒体所没有的一些access，前者能比后者提供更为稳定的环境或许也是重要因素，这包括职业发展的可预见性较大、不必担心医疗、租房等后顾之忧。

而市场化媒体记者的作品，官媒同行又是怎么评价的呢？书中一位《中国日报》驻非洲记者一句话让我愣了一下。这位记者虽然对官媒报道不够深入也有批评，但说起市场化媒体偶尔派记者到非洲做的报道，他用了“只是跟随西方媒体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语句来评价。他认为，这些短期出差的记者“不关心中国企业所做的牺牲和努力”，只是按照西方媒体的视角一味的批评。这位记者的评价不见得公允，但一个尴尬的事实确实是，在中国影响深远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市场化媒体几乎没有常驻记者。空降式的报道能否准确反映当地的复杂性？市场化媒体自己心里可能也没底。

据聂教授统计，截至2013年中国市场化媒体中拥有最多驻外记者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共13名（但据我所知，这个数字至今是有减无增）。和央媒的全球布局相比，以财经类为主的市场化媒体驻外记者主要分布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些记者更像创业者，要从零开始积累报道资源。为节约成本，市场化媒体往往不会租赁办公室，记者写稿就在家中完成。因为驻外站点稀少，有的记者还可能被临时调往他国做报道，疲于奔命。市场化媒体往往不被纳入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通知范围，对使领馆的采访请求也很难得到回应。投入不足是市场化媒体的硬伤，导致了人才的流失。聂教授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市场化媒体记者大都已经离职，有的转投境外媒体，有的回到校园，有的干脆转行。

比起市场化媒体驻外记者的跌跌撞撞，央媒驻外记者的体验则更多受到机构的型塑。聂教授到访了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新华社非洲总分社，一二十名记者工作和生活统一在“单位大院”里，有自己的厨师和食堂；出于安全原因，晚上7点后外出还要打报告。新华社在非洲和南美还有许多小型记者站是“夫妻店”，夫妇俩一人当站长，一人当记者，共同经营着发稿及其他事务。驻发达国家的央媒记者相对来说个人生活空间比较大，因为无需因安全考虑而进行“单位化”管理，但据我所知也有统一安排宿舍的例子。公私生活的重合可能限制了这些记者与当地社区交往，阻碍他们对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浸入性理解。“和同事和领导是邻居”也可能加大顺从的社会压力，束缚创新性的报道思维。

央媒和市场化媒体驻外记者都有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最直接的原因似乎是成本考量——单身年轻女性被认为在收入上的社会压力最小。这也意味着，一旦记者组织起家庭，对收入的要求增高，也就很可能超出媒体愿意支付的范围。据聂教授了解，一些官方媒体有规定，不允许记者与外籍人士谈恋爱，也不允许记者在驻外时生儿育女。为了解决员工的个人问题，有的央媒还鼓励内部恋爱结婚，或者给外派记者的家属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提供工作机会——上面提到的“夫妻店”很多就是这么来的。

央媒记者除了做新闻，还得搞宣传。政府派遣央媒驻外大军的动机是外宣，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许多央媒驻外记者身兼二职，除了面向国内撰写关于所在国的中文报道，还用当地语言撰写中国视角的新闻供稿给当地媒体。后者有时比前者更重要。换句话说，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认识世界并不是央媒海外扩张的首要任务，为国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才是。每逢国内开政治性大会，国内编辑部就会向各地驻站记者要求采访当地专家，评(zan)价(shang)新政策。聂教授访谈的央媒记者中，有的虽然不甚喜欢，但接受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有的自嘲“做这个工作会人格分裂”；有的干下一碗鸡汤：“只有做好这20%我们有想法的报道，才能做得了那80%我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报道”。

的确，不少央媒记者努力做着“真正的新闻”。如书中提道，国际广播电台的选题会上，编辑要求记者更多去了解日本人民对钓鱼岛的看法、为什么日本首相会想要参拜靖国神社；新华社的驻非洲记者写了一本书《是非洲》，想打破非洲“又穷又乱”的刻板印象；《人民日报》驻欧记者花了两个月去采访欧洲的穆斯林。只是，他们的报道也更直接受到政治因素的冲击。比如上述穆斯林报道无法登上《人民日报》版面，因为编辑担心可能被解读为中国穆斯林政策的转向（略为讽刺的是，最后文章转登了《环球时报》）。 一位新华社驻印度女记者希望采写女性受性侵的热点问题，但编辑劝阻了她，称担心影响中印关系。

结果便是，最无法接受自己工作中矛盾性的一部分央媒记者，最快离开了驻外岗位。还因为央媒任期方面的硬性规定（一般是两到三年），许多记者刚刚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可能就面临着要换岗，难有长期积累。

限制驻外记者发展“房间里的大象”仍是新闻管制。驻外记者的一大优势本是能接触到国内接触不到的声音，将这些复杂的情况介绍回国内，本有助于国内民众更好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避免非理性行为。但任何与官方立场有出入，或可能引发国内议论的新闻，都可能成为禁区。随着“新时代”国家外交策略积极化，被视作事关外交大政的领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记者可以碰的话题越来越少，热情也被消磨。

总结起来，央媒记者资源保障有优势，但受到体制的约束；市场化媒体自主性较大，却苦于资源不足；二者都受限于中国新闻大环境。如聂教授总结，这一代的年轻记者，其职业开端始于官媒还是市场化媒体，很大程度取决于其走出校园时的机遇，而不见得是既定的政治立场；他们都是在一片不确定性中“摸索着自己的道路，追求着道德上、职业上、生存上的回报。”（p. 81）。加入央媒还是市场化媒体，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彼此仍在新闻上有一些共同语言。这也让我思考，驻外记者这个群体，有没有可能有更强的凝聚力，志同道合者有没有可能协力推动这一群体的健康发展呢？

展望

2018年的中国媒体业，与聂教授写这本书时又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说2009年后几年内央媒驻外报道的议程设置还比较模糊，那么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成型的今天，国际报道无疑更多与突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对传统西方领导地位的挑战结合起来了。看几大央媒驻外报道，与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等活动相关的报道，可以说占了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报道中国媒体可能并无比较优势，但在这类新闻上，央媒有着独一无二的access。当世界愈加瞩目中国在“新时代”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央媒此类报道得到的全球关注也会更多。

这可能带来两种效果。一是，中国新闻机构影响力扩大，随之得到更好的投入，驻外报道可能迅猛壮大。另一种是，新闻与政治需要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一带一路”的成就性报道主宰国际新闻，报道的视角越来越单一，国内读者对世界事务的了解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

但这也可以是中国国际新闻发展的契机。毕竟，以往国际记者们常抱怨的一个问题——中国读者似乎只关心美国、日本和朝鲜，而对其他国家的国际新闻反响冷淡——可能会因为中国与各地区国家联系的加深而改变。缅甸为什么会在2011年终止了中国的大坝项目？这和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政治变革有什么关系？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巨大投资能成功吗？邻邦“巴铁”是怎样的国家？中国企业开始进军伊朗了，这个国家到底稳不稳定？每一个中国中心视角的对面，都有一个对方的视角可以比照。

只是，中国会产生这样一支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复杂性的专业的驻外记者队伍吗？似乎很难乐观。

本文作者张翃2010年-2014年曾任财新传媒驻欧洲、驻美国记者。现为美国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学公共政策项目博士生。

张翃计划近期在新闻实验室组织一场关于国际新闻、驻外记者的线上圆桌讨论，欢迎有兴趣的国际新闻从业者和观察者加入讨论，可在后台留下联系方式，或发送邮件至 disincurable@gmail.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