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河北省

鲁迅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的问题，欧博认为当时的人大多麻木、愚昧，要通过文学拯救人们的灵魂。那么，鲁迅说的“国民性”是不是全面的？是不是有种以偏概全的意思？

国民性是指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文化共同特点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总和，是在自然、社会、历史三维现实和民族的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多层次的统一体。民族性概念比较大，也比较全面，而“新文化运动”中的闯将们揭示的民族性大多指民族劣根性，而没有说出民族的吃苦耐劳，勇敢无畏，热爱自由等方面的特质。

当然，把鲁迅说的“国民性”放到历史中考察，会发现他们那一代人有着矫枉过正的思想，甚至有点偏激。毕竟，社会需要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倘若只是讲究全面的民族性，就会让人们有所选择地沉醉在心理舒适区，欧博娱乐只会选择勤劳勇敢等民族优秀特质，却不思进取。于是，鲁迅开始揭露笼罩在民族性上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出民族劣根性，加以批判，还要人们消除这种民族劣根性，和封建残余势力、军阀、迷信思想、自大心态等做最终的决斗。可以说，国民性并非只是指国民劣根性，但鲁迅已经揭示了国民“劣根性”，在当时的社会颇受欢迎。“劣根性”具有一定的临时性特点，具备时代的特色，甚至升华到形而上的真理层面，也就让人们顶礼膜拜了。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国民愚昧和麻木的灵魂需要被揭露出来，需要得到振聋发聩的声音。毕竟，当时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欧博allbet大多数老百姓都不读书，不识字，一些知识分子还用文言文写作，并且这种文化结构比较稳固，而社会变动很快，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人们还是过不上好日子。鲁迅面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国民性”的问题。他原来在仙台学医，打算回国做医生，救治像他父亲一样生病的人们。可是，在“放电影”事件之后，他幡然醒悟，只是救治肉体上的病痛并不管用，精神愚昧和麻木才是问题的根本。于是，他弃医从文，选择了文学，欧博百家乐要用文学来医治人们的灵魂。先要揭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于是，鲁迅揭示了国民性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即便一些革命者也认同鲁迅的说法，认为国民性就等同于国民劣根性。但他们并不相信国民都是愚弱的，也不相信国民都是麻木的，就要发动革命，号召清醒的人，唤醒愚昧和麻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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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用笔在战斗，揭示国民性问题，其实只是揭示了国民劣根性，要用文学医治国人精神上的病痛，而革命者要用实际行动来改造国民性。也就是说，鲁迅把国民性中典型的表现形态揭示出来，一方面比较悲观，另一方面又比较乐观，要唤醒“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让他们共同发力，摧毁铁屋子，到光明的境地去。为了让青年们进步，鲁迅要“肩负因袭的重担”，“扛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道路上去。鲁迅算是普罗米修斯一样的殉道者，培养了很多青年作家。当然，鲁迅并非没有苦恼，也并非完全乐观。似乎他已经不相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反而认为人越进化越退步，有的比虫豺还要狠毒。或许，鲁迅看到的阴暗面太多，看到愚昧和麻木的人太多，就会专注于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当然，他也可以像胡适一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完全可以做象牙塔中的学者，领着不菲的薪水，出版一本一本的专著。但他选择了国民性的问题，就停不下来。

也就是说，当时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农村没有受到冲击，农民没有经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但知识分子大多接受了辛亥革命的思想，知道革命的意义在哪里。知识分子们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要彻底革新语言和文字，从改变民族性的根源做起。用白话取代了文言，用新思想取代了旧思想，反对军阀独裁，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思潮让很多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尤其是鲁迅，先前躲在绍兴会馆里抄古碑，无所事事。被钱玄同劝说之后，开始写文章，发表了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注定要一直反下去。倘若承认传统文化非常优秀，哪里还有讽刺和批判的对象？可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钱玄同，抑或是胡适、梁实秋等人，都从小接受了国学教育，深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就是遣词造句方面也有古文的遗留痕迹，那么，他们的揭示国民性，反传统是不是有点偏激？

当然是偏激了，不过在那个时代，就需要矫枉过正，不然还真的无法发展新的文化。鲁迅的国民性问题其实只是揭示和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并不是国民性的全部。“沉疴需用猛药，乱世当用重典。”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似乎明白这个道理，才有了把国民劣根性当成国民性来批判的事实。说到底，鲁迅还是在治病，在治社会的病，治民族的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