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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报道的“驯化”挑战

与国际记者跨文化素养提升

陆洪磊 杨鹏成

【摘要】

“驯化”是国际新闻记者在当前特定的国际语境和技术环境之下对国际信息进行处理和报道的必然选择，但平台化、去中心化的信息全球流动使得新闻驯化策略面临失灵的挑战。本文认为，新闻驯化策略面临着组织、受众、传播格局三个维度的挑战，解决路径在于驯化的行为主体——国际新闻记者跨文化素养的提升。高校和新闻单位在培养国际新闻记者时应通过增强全球传播视野、跨文化传播意识和跨文化叙事能力来提升跨文化素养，并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扮演好国际议题的合作者、多元文化的传播者和新型传播格局的建构者三重角色，助力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关键词】国际报道；国际新闻记者；新闻驯化；跨文化素养

本文刊登于《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4期，引用注释详见刊登稿。

平台化、去中心化的信息全球流动是理解当今国际新闻实践的主要背景。信息全球流动的理念虽在纸质印刷时代就被提及，在广播和电影时代被极大拓展，但直到全球卫星技术的成熟乃至互联网的普及才真正打破地理界限，释放出信息的全球性潜能，推动了以西方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传播格局的建构进程。信息的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编织着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图景以进一步打破本土化的障碍，进而美化和固化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帝国主义通过掠夺和扩张所锻造出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走向了其对立面，即在客观上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他者”更为客观理性的认知，强调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主体性自觉，也即对本土化的重申。在这一语境之下，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取向看似是两种发展路径的争论，实则是基于西方化等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而展开的国际传播格局和话语权的争夺与重塑。具体到实践层面，国际新闻记者历来站在“他者”与“自我”之间，勾连着全球图景和国族主体，国际新闻报道则被视为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叙事光谱中的关键性力量，［1］并在两者间游移。

彼得森认为：“大多数国际新闻实际上是关于外国的国内新闻”［2］，国际新闻记者通过“驯化新闻”的策略来对国际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驯化是指“把遥远的事件放在特定的框架中，使这些事件对受众来说是可理解的、有吸引力的和相关的”，并“通过构建这些事件的意义，使之与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相适应”［3］，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其中，涉及媒介机构、国际事件、受众等不同层面以及报道的事件选择、报道框架、话语修辞等具体操作过程。也有研究指出，驯化不仅指报道者对国际新闻事件的处理，还包括受众根据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将国际新闻本土化的过程。［4］总而言之，驯化可以被视为是解释国际新闻记者新闻报道实践的中层理论。在印刷时代和大众传播时代，国际新闻是一国民众获取他国新闻的主要渠道之一，国际新闻编辑室掌握着核心的新闻信息源，欧博其新闻报道实践自然处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织点上。由此，驯化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传播形势和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亟待提升的背景之下，驯化国际新闻报道的实践面临着“失灵”的风险。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性群体之一的国际新闻记者话语权旁落，既难以恰当地设置国际议题，与海外受众形成有效沟通，［5］引领国际关注，也难以针对国内受众群体产生有效影响。在西式的全球化进程仍占据国际主流话语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语境之中，驯化失灵的问题有必要加以审视。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索造成国际新闻记者所面临的驯化困境及其破局之道，并厘清当今时代国际新闻记者的三重角色定位，推动国际新闻记者的话语权建构和国际新闻传播的效能提升。

一、新闻驯化策略的挑战与约束

我国的国际新闻记者面临双重困境，即“驯化无力”和“无力驯化”。一方面，国际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难以将“驯化”理念有效地施行，吸引到国内受众。在以流量驱动的平台逻辑之下，不受关注的新闻就难以有生命力，更无法被算法推荐，进而陷入到了负向循环之中。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激发了互联网用户的能动性，使大范围的、个体层面的国际信息流动成为可能，国际新闻记者不仅要在保证本土化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媒体进行竞争，还要面对个体对新闻记者不可替代性的冲击。使得国际新闻记者的新闻驯化效果大大削弱。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国际新闻记者或者说媒体机构的力量难以撼动由政治和经济因素所塑造的国际新闻报道结构性格局，国际新闻记者也并非构建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链条，而更像是国际关系的结果或体现国际关系的一个面向，这是我们理解国际新闻记者驯化实践所面临困境的背景。在实践层面，可以发现国际新闻记者存在以下三个维度的挑战。

首先，国际新闻记者个体的自主性与媒体机构的约束。新闻驯化理论预设，国际新闻记者(或编辑)在对消息源的选择、报道框架和话语使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基于个体的媒介素养、身份认同、职业规范等多重考量来驯化国际新闻。第一，记者自身的性别、年龄、政治立场等都会影响到其对报道地区、内容的选择和编辑，［6］进而影响其驯化策略的使用。虽然我国自1983年开始创办国际传播学专业，致力于培养基于“新闻+语言”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打造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欧博娱乐［7］但是“空降记者”“宾馆编辑”“笔记本新闻”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国际新闻记者经验不足、专业能力欠缺、职业认同不足等问题也削弱了驯化新闻的效果；第二，在传统媒体时代，“条线式”的媒体组织结构尽管会对国际新闻记者的自主性产生一定约束，限制了其行动空间，但也会为其积累职业技能和职业权威提供了便利，国际新闻记者能够通过与组织机构的协商合作实现双赢。［8］但长期专注于特定领域并缺少与受众互动的国际新闻记者工作模式与数字信息时代的工作节奏和传播逻辑不兼容，［9］窄化的视野和封闭的个体并未保证其权威性，反而拉大了记者和新闻与受众的距离；第三，绝大多数国际新闻都与政治具有强关联性，因此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是开展国际新闻工作的基本参照。在诸多国际事件中，是否报道、如何驯化新闻等都会受到媒体机构甚至其他政府部门的制约。这不仅会打击国际新闻记者的自主性，还会使驯化实践趋于形式化。

其次，业余个体和组织对国际新闻记者权威的冲击和职能的抢占。如果说在大众传播时代，国际新闻编辑部对“遥远的受众”只有模糊的形象，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传、受之间的距离被无限拉近，重塑了国际传播生态。一方面，互联网平台改变了记者和受众之间的相对位置。对于国际新闻记者来说，抽象的、整体性的对象成为鲜活的、可实时互动反馈的个体，传统的驯化新闻实践无法满足精细化国际传播的需求，甚至仅靠国际新闻记者的新闻传播工作也无法满足受众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同时，国际新闻编辑部被消解为多个行动主体的集合，媒体机构的透明度提升，国际新闻记者的权威性被消解，驯化新闻的意义被削弱。另一方面，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掌握了信息传播工具和载体，自发自为地开展国际传播活动，抢夺了国际新闻记者的部分工作内容，在突发国际事件传播、国际事件解读、受众心理掌握等方面甚至优于记者，使得其职业边界被打破，部分职能也被让渡给自媒体。国际新闻记者无法在流量竞争中“破圈”，不能获得关注，驯化新闻的策略也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再次，国际新闻记者自身的政治文化属性与其所处的国际传播格局间的张力。具体到当下，一方面体现为国际新闻记者的国家主义观念和全球主义观念的张力。驯化新闻的过程是彰显了国际新闻记者自身的文化属性，欧博allbet也体现出其对当下国际传播格局构建的理解和期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新闻工作的核心任务不同，驯化新闻时的具体策略则不同。自近代以来，我国的驻外记者历经了开眼看世界、民族解放、国家叙事、国际叙事等阶段，不同阶段的驻外记者具备不同的政治叙事，［10］这在不同程度影响了其对国际事件的理解，间接决定了其在国际新闻驯化过程中的操作流程。另一方面体现为国际新闻记者民族性和专业性之间的张力。郭永华等人的研究指出，国际新闻驯化的过程中由于核查机构的缺席和远方受众的漠不关心，使得国际新闻记者被赋予较大的国际事件意义解读的权力，可能导致对新闻专业主义规范遵守的失败，［11］倾向于维护民族利益而扭曲事实。但事实上，民族性和专业性作为国际新闻记者对新闻进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本身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民族性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扩张的主要障碍，是旨在以去政治的话语为名，行意识形态入侵之实。吴瑛等人的研究已经证明，部分媒体以拯救专业主义为名兴起的国际新 闻事实核查并不能摆脱其东方主义的思想桎梏，［12］本质上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但即使如此，这对刻意制造出的对立一定程度上仍使我国的国际新闻工作在国际舆论场中陷入到了话语和学理层面的弱势地位。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发现新闻驯化效果失灵的表象原因为驯化理论的“不合时宜”，即国际新闻编辑室的工作常规与新型新闻业态的不适配，国际新闻记者的职业认知与新型媒介环境的不适配，国际新闻记者的职业观念与全球传播格局的不适配。如果说驯化是国际新闻记者在当前特定的国际语境和技术环境之下的必然选择和行为取向，那么，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理论层面厘清新闻驯化的核心逻辑，在实践层面重新激发新闻驯化的潜力。

二、新闻驯化能力与跨文化素养的互构与提升

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角度来讨论新闻驯化，不难发现其与跨文化传播理念的辩证关系。跨文化传播是建立在承认异质性文化基础之上的叙事理念，“本身就折射着文化边界”［13］。首先，驯化国际新闻是跨文化传播理念在操作层面的具象化，是跨文化传播实践的核心要求。针对国际媒体机构而言，没有国际新闻记者对新闻的驯化，跨文化传播就无从谈起。正是这种文化努力体现了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是将异质性文化本土化的核心环节，是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出发点。其次，跨文化传播理念是驯化新闻得以实现的基本意识，贯穿于国际新闻记者的实践当中。“信息的不断流入和其他文化的可见性创造了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反思性，使得新闻编辑室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意识的文化努力。”［14］而没有跨文化传播的意识，驯化就异化为国际新闻报道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不仅丢掉了自身丰富的意涵，甚至国际新闻记者将成为固化已有传播秩序的依附者。

基于此，本文认为驯化效果的失灵及其所面对的困境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国际新闻记者跨文化素养的缺位，即缺少理解事件发生地文化的能力，理解目标受众群体文化的能力，以及理解和转化政治文化的能力。如此，国际新闻记者的驯化实践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应将跨文化素养提升视为当前国际新闻教育和国际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核心环节。

提升国际新闻记者的全球传播视野。信息流动的全球视野是理解当今国际新闻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树立全球传播视野，一方面意味着打破线性传播的认知框架，认清从中心到边缘、从西方到东方的新闻流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帝国主义行径。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话语权争夺形势不容乐观，再加之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不安。只有对国际传播格局具备清醒的认知，国际新闻记者才能够找到恰当的定位和当前主要矛盾，进而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全球传播视野意味着国际新闻传播工作是立足全球，以人民为中心，面向和服务具体的人，而不是面向抽象的人，后者实则是精英主义的体现。正如胡钰所言：“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体始终是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局部利益。”［15］推而广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新闻传播事业是为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其受众绝不是局部的少数人。只有基于正确的全球传播视野，国际新闻记者才能客观认识信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世界信息秩序变革以及其解放性潜力，洞悉传播业态的新变革，提升数据素养和技术运用能力，把握国际新闻传播的新机遇。［16］

提升国际新闻记者的跨文化传播意识。跨文化传播意识的两个面向是“理解自我”和“理解他者”，本质是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交流。“理解自我”要求国际新闻记者对本国文化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民主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形塑。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之于世界文化的特性和共性，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源泉及其发展方向，对于国际新闻记者树立正确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将其投射至驯化新闻实践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理解他者”要求国际新闻记者对承载他国文化的个体具备精细化理解的能力。理解产生于充分的交流和互动，而交流的基础是具备共同的意义空间。在用户被赋权、个体框架逐渐彰显的平台化媒介社会环境中，创造共同意义空间，进而达成理解与共识更显得尤为重要。［17］这也为国际新闻记者的驯化实践指明了方向，即采用贴近目标受众的话语方式，创作出为受众所喜爱的新闻报道，传达文化交流、平等互鉴的价值导向。

提升国际新闻记者的跨文化叙事能力。讲故事始终是记者的核心能力，而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之下，如何充分运用多种媒介形态，创作出与主流价值相符合、与技术特征相匹配、与流量规律相适应、与受众喜好相贴近的新闻内容，是当今记者所面临的普遍挑战。国际新闻记者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承担着把本国故事讲给不同文化或把不同文化的故事讲给本国受众的任务，即要求具备跨文化叙事能力。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跨文化叙事，或叙事的跨文化传播”［18］，是国际新闻记者能够在去中心化的国际舆论场中站得稳、发出声的核心能力。经常可以看到，围绕某些国际事件，自媒体账号无论在信息发布速度、信息传播广度和受欢迎程度方面都超过了国际新闻记者。这固然有媒体机构的新闻报道流程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但也反映出国际新闻记者的跨文化叙事能力有待提升，也即，国际新闻记者对国际事件的驯化能力需要提升。例如，国际新闻记者或可更多采取个体化叙事、情感化叙事、沉浸式叙事 等策略，以避免国际新闻报道只见事件不见人的冷漠表征，难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全球传播视野和跨文化传播意识决定了新闻报道的方向和对象，跨文化叙事能力则决定了国际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效果。也就是说，国际新闻记者的跨文化素养与驯化新闻能力直接影响我国的国际新闻传播效能，而两者又呈现出互构的关系。在此逻辑下，跨文化素养与驯化能力提升将成为国际新闻记者走出困境的破局之道。

三、全球传播格局中

国际新闻记者的角色重塑与超越

中国在打破冷战以来以西方为主的“中心—边缘”世界传播体系、构建更加平等多元的全球传播生态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新闻记者更是处于国际新闻传播工作的前线。跨文化素养和驯化国际新闻能力的提升是国际新闻记者适应时代语境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应更进一步重新思考国际新闻记者的自主性和角色定位，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具体而言，在信息全球化进程和持久性危机的全球局势中，国际新闻记者应主动成为国际议题的合作者、多元文化的传播者和新型传播格局的构建者。

成为国际议题的合作者，要求国际新闻记者不仅通过外交等手段积极维护与其他国家媒体的友好关系，还应与多元的民间主体进行平等合作。不仅要关注如李子柒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意见领袖，还要关注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多元主体，如跨国企业、青年群体、非政府组织等，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生态。已有研究指出，中国留学生依然高度依赖国内媒体平台，在面临针对中国的污名化时，会选择主动修正错误的刻板印象，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向外界传递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19］因此，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新闻记者作为国际新闻传播多元主体的合作者应发挥主体间协同效应，在充分尊重和保护民间主体自发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其传播意愿和传播能力，并寻求平等合作的机会，向其学习优秀的国际传播经验，而非以官方的姿态进行干预，阻碍其健康发展。

成为多元文化的传播者，要求国际新闻记者站在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上，既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世界故事。本国文化不应是国际新闻记者自身的桎梏，而应成为其面对多元文化时的参照系；他国文化也不仅仅是被观察的他者，而应成为推动我国文化良性发展的催化剂。国际新闻记者自身则应该具备鲜明的文化自信，同时抱有尊重和理解的心态。实际上，在本体论层面，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够使主体得以确证，也只有在充分理解他者，乃至将他者优秀的文化内化至自身，才能推动文化多元发展，［20］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就是文化交流的历史。在实践层面，讲好中国故事不意味着要讲中国的故事，讲好世界故事也不意味着抛开中国的文化根基。积极挖掘和宣介他国优秀文化，或更能彰显我国文化之包容与博大。近年来备受世界受众喜爱的《原神》《万国觉醒》等游戏的爆火就是最佳的例证。同时，围绕相同事件，相对于依循或者反驳他国所讲的故事而言，自己讲述新的故事对于展现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往往更加有效。［21］这是不同国家间话语权的斗争，也是国际新闻记者跨文化素养和新闻驯化能力的较量。

成为新型传播格局的构建者，要求国际新闻记者应对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传播格局时保持高度敏感，主动推动国际传播新格局的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2］。这一方面是针对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国际传播工作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和单边主义思想仍占据主流位置的现状。建设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和建构更加平等、公正的国际传播新格局是一体两面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国际新闻记者应基于高度文化自觉和高水平的跨文化素养，通过对国际事件的主动发声、发自主之声，团结引领世界最广大的人民形成舆论合力，打破话语霸权，彰显国际担当。

四、结语

作为动词的“全球化”本是促进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要手段。事实上，历史上的全球化进程抑或跨文化传播实践本就非常丰富且成果显著，但是在普遍主义的话语下，正如强世功所指出的：“中国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不是‘全球化’……伊斯兰教在欧美的传播更不能被看作是‘全球化’，共产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非但不能看作全球化，反而被看作‘逆全球化’的进程。”［23］同时，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线性的大众传播模式，遮蔽了不平等的全球传播格局，对长期以来作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中介的国际新闻记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即使“全球化”概念在当前语境下异化为“普遍化”“西方化”，通过学理层面的解构也并不能消解这一进程仍是国际传播话语和实践的主流的现实，其仍然应该是我们思考国际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出发点，但也不能否认人类进入“全球性”的历史必然性，即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结状态的过程。

因此，跨文化传播始终是不同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跨文化传播素养始终是国际新闻记者的基本素养。本文认为，在国际新闻报道的实践中，记者驯化新闻的策略失灵及其面临的困境源于记者与组织、记者与受众、记者与传播格局三个维度的挑战，解决路径在于记者跨文化素养的提升。国际新闻记者应通过增强全球传播视野、跨文化传播意识和跨文化叙事能力来提升跨文化素养，并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扮演好国际议题的合作者、多元文化的传播者和新型传播格局的建构者三重角色，助力国际新闻传播效能的提升。

（陆洪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杨鹏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