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获得者中，有一位从中学课堂里成长起来的“人民教育家”于漪，她是基础教育界唯一获此殊荣者。这一褒奖，距离去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相隔9个月。

　　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毕业走上教师岗位，迄今68载，从未离开过基础教育的讲台。她的一生都在三尺讲台坚守，胸怀江河世界，渡人无数，桃李万千；她坚持教文育人，主讲了2000节省市级以上公开课，写下数百万字教育著述，将各种“不可能”变为可能；她从语文教学改革起步，推动全国语文课程教学综合改革，获得了来自政府和业界的所有荣誉。

　　于漪，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虽然她有许多个称呼，但她最喜欢的称呼还是“老师”。今年9月，上海等六个省市的高一年级，启用教育部统编的语文等三科新教材，90岁的于漪拖着病痛的身体，针对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制定提出建议，依然以奋斗姿态站在教育改革和教师培养最前沿，践行着“让生命与使命同行”的铮铮誓言。

教师首先是个大写的人

　　于漪有句名言：“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教师这个职业寄托着她一生的追求与热爱。

　　于漪生长于风雨如磐的年代。1937年，日本侵略者铁蹄长驱直入，家乡危在旦夕，于漪就读的江苏镇江薛家巷小学即将解散。在最后一堂课上，音乐老师教同学们唱《苏武牧羊》，唤起了于漪幼小心灵的爱国觉醒。在连天炮火中，于漪辗转考到了镇江中学，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她深刻认识到求学的目的正是解救苦难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愚昧走向文明。

　　1947年，18岁的于漪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大学里，曹孚、周予等教授严谨治学的品格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她。1951年，22岁的于漪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担任语文老师，第一次登上讲台，她非常紧张。一课终了，组长徐老师说：“你虽然在教学上有许多优点，不过语文教学的这扇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于漪一辈子都在寻找，从复旦第四宿舍到几条马路之遥的四平路，于漪走了整整34年，穿过忙碌的人潮，喧嚣的市声，她脑海里却上演着课堂上的一幕一幕。“每天早上走一刻钟的路，就在脑子里过电影，这堂课怎么讲，怎么开头，怎么铺展开来，怎样形成高潮，怎样结尾。”

　　于漪为自己准备了“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优点，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白天，她站在教室窗外，看别的教师怎么上课；晚上，对着参考书仔细琢磨。就这样，精彩的思考成为了她教学中的养分，缺点也慢慢克服，教学育人渐入佳境。

　　1977年，电视里直播了一堂于漪执教的语文课《海燕》，当时全国人民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的风采。在语文教师们的眼里，于漪老师就是教育界的“明星”。也正是在那一年，于漪带教过的77届的两个毕业班，原本底子薄弱的学生们竟然在毕业时100%考取了大学。1978年，工作突出的于漪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

　　于漪说，教育秘密在于从来不以分数评判学生，而是提倡“教文育人”。那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兴奋的于漪找到学校数学老师，说“我们唱个‘双簧’，你给学生讲陈景润的科学贡献，我讲陈景润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于漪看来，语文教育一方面要教会孩子理解运用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建设其精神家园，塑造其灵魂。

　　就这样，凭着超前的教育理念，1985年于漪走上了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的岗位。在教师队伍涣散、校舍衰败的艰苦条件下，于漪做了大刀阔斧的颠覆性改革，比如，教师实行坐班制，学生一剪头发，二穿校服；抓两代师德教育，规定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不一定都提倡，请盲人乐队讲述生活强者，离休干部作革命传统教育等。

　　20世纪90年代初，语文学科开始被工具性左右时，于漪撰文《改革弊端，弘扬人文》，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这一观点写入21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的课程标准，深刻改变了语文教学的模式。进入新世纪，她还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主张立体化施教、全方位育人，获得全国认可。正是于漪对教育的初心不改，对民族的坚定信仰，让她柔弱的身体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学生就是我的天下

　　于漪常说，“师爱超越亲子之爱”“学生就是我的天下”。这位老师教过的学生，十几年后再来看望她，还能把她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一字不差地背出来，有的还能记起当时她在黑板上的板书。

　　一位青年老师坦言，从1976年开始，听了3000节于老师的课，没有发现她上课有过任何重复的内容。哪怕是一篇课文教第二遍、第三遍都不一样。

　　于漪认为，“我讲你听”的传统教学应改为网格式的互动教学。她认为学生是可变的X，老师的任务正是用敏锐的眼光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发光体。上海市特级教师、杨浦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王伟，是于漪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代表，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于漪教他的三年里，有许多个印象深刻的“第一”。

　　记得一堂公开课上，于漪给同学们布置了题目为“一件有趣的事”的练口作业，王伟第一个举手走上讲台演讲马戏团猴子爬杆，得了80分的高分。“这个80分给了我自信与勇气。”每堂课前，于漪只布置一个任务——预习课文，认真朗读，仔细阅读，课堂上提出问题，最好能提出难住老师的问题，这对王伟来说，也是对语文学习全新的颠覆。

　　“那时没有网络和参考书，同学们私下你追我赶，在一堂《变色龙》的公开课上，同学上台板书没有波澜，于老师改完后掌声雷动。”王伟回忆，那不是作秀，而是不动声色地把你的问题解决了，这才是真功夫。之后，王伟又经历了第一次独立编小报，第一次自立主题，采访写作，再进行排版、编辑、美化……

　　现任杨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老干部局局长的卜健，从16岁到19岁，在第二师范学校度过了整整四年，据卜健回忆，上世纪80年代穿校服还是一件新鲜事，当时，二师女生占80%以上，得知学校要求统一穿校服，大家都很抵触。于漪知道后，鼓励学生参与设计、比选、做方案决策。当大家拿到校服后，伤感一扫而光。

　　“校服是藏青色系，上装西装领夹克式样，下配直筒裤或A字裙，内搭白衬衫，大红色的领带，还有一双白色中筒线袜、丁字黑皮鞋。稳重得体、落落大方，又富有时代性。当时二师学生穿校服、戴校徽结伴出行，成为马路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赢得不少回头率。”卜健说，于老师成功以校服建构师范生正气、自律的社会形象，并让二师一跃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小学师资的龙头学校。

　　于漪老师这辈子没有骂过任何一个学生，始终以包容的态度，走到学生心里，与他们平起平坐。一次家访，于漪看到学生一家五口，住在只有12平方米的破房子里，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在那个经济条件普遍不宽裕的年代，于漪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孩子们身上，对自己的孩子却一再省俭，她的儿子黄肃曾回忆说，直到28岁结婚他都没穿过一双皮鞋。

　　到了耄耋之年，于漪开始研究起了周杰伦和《还珠格格》。因为她发现，孩子们都被“圈粉”了，而自己喜欢的一些比较资深的歌手却很难引起学生共鸣。有学生直言：“周杰伦的歌好就好在学不像。”

　　于漪找出学生喜欢周杰伦的两个原因，《青花瓷》等歌词是从古典名章中寻找灵感，借鉴了传统文化元素，所以学生乐意亲近；现代独生子女无人倾诉，烦闷时哼哼周杰伦的说唱音乐是很好的宣泄。许多学生得到了于老师的理解，师生老少笑作一团。

　　“对待孩子应当丹心一片。是全心全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中一清二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把真爱播洒到学生心中，老师才在学生心中有位置。”于漪，正是凭借对语文教育的精神追求，与学生共建一幢立意高远的精神大厦，启蒙一代代学生独立思考、得体表达，成长为丰富有智慧的人。

青年教师的“垫脚石”

　　有一年大年初二，媒体记者到于漪家采访。一开门，满屋子的学生好不热闹。于漪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为他们搭建成长的平台，是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有年轻教师来我家请我给他们的新书作序，我从不拒绝。现在的年轻人想要成长、要出头不容易，我们要拉他们一把。”于漪笑着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于漪刚刚退休，就有民办学校开出60万元年薪聘她作“特别顾问”，她婉言谢绝。那时，于漪退休工资是每月一千多元。在谈及为何将高薪拒之门外时，于漪这样说：“我还有点本事，能够培养师资，我带了几代特级教师出来，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成为大家的垫脚石，我终生有幸。”

　　之后，于漪首创“师徒带教”模式——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亲自带教全国各地青年教师；到去年为止，这位老人已经连续八年担任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主持人，培养远郊区的年轻教师，每月一次8个小时的活动，她一场不落。

　　上海市特级教师、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谭轶斌，10年前，有幸“回炉”成为上海市语文名师培养基地学员，至今她也忘不了与80岁的于漪老师的“金山之行”。那次基地活动在远郊金山的华师大三附中举行，大家费了不少口舌劝于老师不必亲自到场，于老师却不肯：“只要是我基地学员所在的学校，即使再远，也不能落下。”

　　一大早，于漪准时来了，坐了近两个小时的面包车，于老师的腿脚肿了，可一到华师大三附中，她就一头扎进教室听课；中午时分，她快速扒了两口饭，撂下筷子赶去教室，和同学们见面，孩子们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谭轶斌想从中“挡驾”，但被于漪拒绝，她说对孩子们的请求她不会说“不”。

　　正是这样的精神感召，一批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形成了全国罕见的“特级教师”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共“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涌现出一批知名的教学能手。于漪很感慨又十分欣慰：“真的很累很累，但我觉得能把自己有限的经验，在别人身上开花结果，这就是一种幸福。”

　　在新教师培训中，于漪多次引用英国小说《月亮与六便士》来阐明观点：首先心中要有月亮，也就是理想信念，去真正敬畏专业、尊重孩子，还要有学识，如此才能看透“六个便士”，看透物质的诱惑。“满地都是便士，作为教师，必须抬头看见月亮。”

　　要想走进学生的内心，还必须“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告诉青年教师，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攀登，这种攀登不只是教育技巧，更是人生态度、情感世界。

　　于漪的孙女黄音，如今也投身于教育事业，在她幼时的记忆里，奶奶在做完家务之后，总是坐在台灯旁，边翻阅资料，边做笔记，沉醉其中。而不足三平方米的阳台上，是爷爷的藤椅，一本书，一把茶壶，就是一个充满了书香的下午。“从小到大奶奶像一盏灯塔，指引着我。”

　　在于漪家里有一本她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不少格子里还不止一个圈。她用“来不及”形容自己的工作，因为还有太多事情值得她“较真”，中国教育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

　　当教育功利化现象愈演愈烈，家长忙于帮孩子报名补习班，学校只盯着升学率的时候，她呼吁：“教育不能只‘育分’，更要教学生学会做人。”当看到小学生写下祝你成为百万富翁”“祝你成为总裁”的毕业赠言时，于漪深感忧心。“‘学生为谁而学、教师为谁而教’这个问题很少人追问，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动力方面多下点功夫。”

　　从教68年，从受业于师到授业于人，于漪从未离开讲台。她臂膀单薄一身正气，始终挺着中国教师的脊梁。她说：“老师使我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懂得做人道理，做老师是件了不起的事，这是我这辈子最崇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