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苏里新闻帮”与中国

“密苏里新闻帮”（Missouri Mafia）并非是个贬义词，欧博abg它是美国新闻史专家对20世纪初一批在远东出没、具有密苏里背景的新闻记者的称谓——尤指那些密苏里大学（以下简称密大）出身的新闻学子。西北大学的汉密尔顿教授（J. M. Hamilton）形容他们为“密苏里新闻团伙”（Missouri Monopoly），(1)阿道夫大学的罗赞斯基博士（Mordechai Rozanski）更戏称这些人为“密苏里黑手党”（Missouri Mafia）。事实上，在1928年前，有47名密大毕业的记者在远东工作，其中超过半数以上在中国。(2)在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包括《大陆报》的密勒（Thomas F. F. Milllard），《密勒氏评论报》的克劳（Carl Crow）、鲍威尔（J. B. Powell），美联社的莫里斯（John R Morris）、哈瑞斯（Morris Harris）、巴布（J. C. Babb）、怀特（James D. White），合众国际社的克林（Benjamin Kline），《纽约时报》的米索威滋（Hernry F Misselwitz），《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科内（Vitor Keen）等，后来又有武道（Maurice Votaw）、斯诺（Edgar Snow），还有虽非密大背景，但出自密苏里州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项美丽（Emily Hahn）等。从1900年到1928年，这些人从美国中西部络绎不绝地开赴中国，形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

从另一方面观察，民国时期中国一大批重要的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新闻官员多出于密大新闻学院，例如《广州时报》主笔黄宪昭，主管对外新闻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申报》著名记者、后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汪英宾，路透社记者赵敏恒，国民党新闻官员沈剑虹，著名报人吴嘉棠，新闻教育家蒋荫恩、梁士纯、谢然之等，显然，中国也有一支“密苏里新闻帮”。

“密苏里新闻帮”的摇篮——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密苏里新闻人会在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战时期云集中国？为什么旧中国新闻重量级人物又多出自密苏里？这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还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本章追溯“密苏里新闻帮”的诞生和发展，并考察它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双向影响。

“密苏里新闻帮”的创始人沃特·威廉（Walter Williams, 1864—1935）是个传奇人物。他生于密苏里伯威尔，高中毕业后即在《伯威尔广告报》当学徒，周薪仅为75美分。1888年他开始为州监狱撰写新闻稿，因不满监狱长审查，遂辞职加盟《哥伦比亚先锋报》，在杰佛逊城、堪萨斯、圣路易斯等地报社工作，成绩斐然，一跃成为密苏里报业协会的主席，后又被选为美国编辑协会主席。1895年他开始在密苏里议会游说——在密苏里大学建立一个新闻学院，遭到许多报人的反对，理由是新闻“无学”，记者应当依照传统的报业学徒制来训练。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1908年，欧博官网锲而不舍的威廉终于获胜，州议会批准密大建立新闻学院，并任命他为院长。威廉立即出版了《密苏里学人》报，为新闻学子提供了一个实习基地。密苏里大学新闻专业正式开课，由此成为世界新闻教育的最早发源地之一。(3)

“密苏里新闻帮”的创始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教授

威廉对世界新闻业的另一贡献是首创记者守则，他提出：新闻是一种专业；报纸要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有承载公意的责任；要保持正确与公平并为读者的最大利益服务；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力的贪欲所动。这些见解被认为是新闻记者的戒律，被镌刻在华盛顿国际记者俱乐部的铜牌上。威廉从未进过大学，但却拥有三家大学的名誉学位，1931年就任密苏里大学校长。(4)

威廉的第三大贡献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领域推广新闻学。他的足迹遍及四大洲，他曾在1914年至1928年间5次踏访中国，每次都给中国新闻界以巨大的影响。

1914年3月，密大新闻学院院长威廉首访中国，密苏里开始对中国新闻界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北京报界的欢迎会上，威廉盛赞中国是“新闻事业之鼻祖……中国之有报纸在千余载以前……只是缺乏继续演进之能力”，“中国新闻界当前的任务，是如何为发展中国的实业服务”。威廉介绍了密苏里的办学经验，并谈及他曾鼓励两名在该校就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发展新闻学。(5)这两人指的是黄宪昭和董显光。面对恩师，在场的董显光表示中国新闻业会在几年后有大发展。此后，威廉又有4次访华活动。1921年，威廉应邀到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发表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威廉提出报纸的“独立精神”和新闻记者的修养问题，并宣读了密大新闻学院学生致燕大学生的一封信，希望中美学生联手发展新闻事业，促进世界和平。(6)

威廉的五次访华给中国当代新闻学带来了巨大冲击。中国报业由此开始沿袭密苏里模式并融入世界报业，一批学子陆续前往密苏里深造，比如汪英宾、马星野、赵敏恒、吴嘉棠、高克毅、张继英、沈剑虹、郑南谓、蒋英思等；密苏里向中国输入了它的新闻理念、模式和师资。中国新闻教育界的最初反应始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该校于1920年增设报学系，聘请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生《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Don Patterson）兼职授课，并出版英文期刊《约大周报》。毕氏曾任美国《堪萨斯市明星报》记者，来华之前在美联社任职。他为约大报学系设计的新闻学课程与密大新闻学院课程一脉相承。美国新闻期刊《编辑和发行人》（Editor & Publisher）称上海约大报学系“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系，也是亚洲第一个新闻学系。该系的三十五位中国高年级学生……学到了美国人办报的精神与方法”。(7)1924年，另一位密大新闻学院校友、该校首名新闻学硕士武道接任约大报学系主任。这位前《俄克拉荷马首都新闻报》记者曾在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新闻学，他将约大报学系的课程扩展到四个层面，即：新闻学、采访学、编辑学和特稿写作。

1924年，在燕大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的关注和美国新闻界的帮助下，燕大新闻系问世，欧博威廉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创办基金为5000美元，哈佛大学学者白瑞华（Roswell Briton）任系主任，密大新闻学院校友聂士芬（Vernon Nash）担任讲师。由于经费拮据，该系曾在1927年一度停办，后在威廉的奔走下，密大新闻学院在全美筹到了5万美元，燕大新闻系得以在1929年恢复，其体制和设备日益健全。该系根据密大新闻学院教学计划设置课程，双方还定期交流教授和研究生。卢祺新是燕大新闻系派往密大的第一位交换生，葛鲁甫（Samuel D. Groff）是密大派到燕大的首名研究员。1931年秋，燕大教师聂士芬与密大教师马丁（Erank Martin）互换讲学一年。(8)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

密大新闻学院的影响通过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两个枢纽生发开去，对中国产生了循环往复的辐射效应。

校长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

汤姆斯·密勒是“密苏里新闻帮”的另一关键人物，如果说威廉是密苏里新闻理论的推行者，那么密勒就是密苏里新闻实践的身体力行者——他是以记者身份最早到达中国的“密苏里新闻帮”的先锋人物。在密大，虽然密勒学的是冶金采矿，但他志在新闻，1895年毕业不久就投身《圣路易斯报》，后来加盟《纽约先驱论坛报》，并成为该报一名驻外战地记者。义和团时期，他被派到中国采访。目击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掠夺暴行后，他开始同情中国。他在报上谴责联军的报复行为是犯罪：“列强已经被狂乱的报复情绪所支配，它们正在嘲弄世界和平。9月、10月和11月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把战争拉回到了‘中世纪’。在世界的道德氛围方面，它给未来一代留下了一个污点。”(9)

密勒

克劳

密勒进入中国时，正是美国经济向远东拓展之际。他对中国的兴趣日益增长，1911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该报最大的投资者是美国政治家兼芝加哥产业大亨葛兰（Charles R. Crane, 1858—1939）。葛兰曾任塔夫脱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驻华公使，在中国有很多投资。

密勒起用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同乡兼校友卡尔·克劳（Carl Crow 1884—1945）。1911年初，正在《沃思堡明星电讯报》任记者的克劳接到密勒的电报，说他很快就要在上海租界创办一份英文晨报，乐于向克劳提供一个职位。克劳思索再三，决心去远东闯荡一番，遂于当年6月启程前往上海。

《大陆报》设在上海四川路126弄11号，1911年8月出刊，密勒为总编，克劳为夜班编辑兼记者，月薪300美元。密勒以《大陆报》为基地，欧博娱乐推行了一场版式和内容的革新。该报打破了中国沿海城市英国报纸的垄断格局。上海读者熟悉的充满广告的头版不见了，代之以重大新闻，而且还是有关中国的本地新闻，而把“中国新闻登载在世界性报纸的头版，无疑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密勒和克劳经常在深夜为本地头条新闻而焦急，而且怀疑他们是否能将这个方针坚持下去。

当时中国的一些西方报刊只注重反映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和动态，而鲜有对中国人的报道。《大陆报》意在报道中国事务，试图打破过去西方报纸“漠视中国本地新闻”的格局，为华人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论坛，维护中国的尊严。(10)密勒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上海外国人社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为此目的，他的董事会吸引了不少中国名人，比如伍廷芳和唐绍仪。有学者认为，当时，密勒试图“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11)他的反帝亲中立场不仅直接影响了克劳、鲍威尔，也影响了此后一大批接踵而来的美国记者。研究者法兰奇（Paul French）评论说：

密勒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因此成了一大批声援中国的西方记者的楷模和导师，以后的克劳特别是鲍威尔也如此。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密勒对中国的报道更富于学者精准的理性气质，克劳的报道偏重个人感受，鲍威尔在中国问题上见多识广……(12)

1911年10月，长江洪水泛滥，英人投资的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对此视而不见，而密勒则派记者克劳前往汉口进行了现场报道。次年1月，克劳前往南京报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盛况，他不仅采访了孙中山，还在《大陆报》头版独家刊登了临时大总统的1号公告，并详细披露了辛亥革命，介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使美国了解和同情这些革命党人。

《大陆报》的崛起令人瞩目，但也很快就遭到了报复，老牌的《字林西报》阻遏人们购买《大陆报》的股票，并怂恿客户撤回在该报上的广告。初露锋芒的《大陆报》垮台了，1915年密勒辞去该报主编。1917年，在葛兰的支持下，他又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此时，他请求自己的同乡、密大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为该报推荐一名助理编辑，威廉推荐了刚刚毕业的约翰·鲍威尔。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远东活动着大约50名密大新闻学院出身的记者，其中有30名在中国，这都是因为密勒在中国的关系。密勒搬来了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的鲍威尔，几年后，鲍威尔又聘用了手持威廉院长介绍信的斯诺，《密勒氏评论报》成了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生的基地，也是“密苏里新闻帮”源源不断通往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院长威廉被称现代新闻业之父，而密勒则被称为“美国新闻业的中国之父”(13)。密勒似乎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将“美国中西部的记者输送到世界各地”。(14)而他的许多精神特征也深深影响了“密苏里新闻帮”的每个成员。斯诺曾表示密勒的反殖民、反帝、主张民族的平等和独立，以及共和等思想对自己影响很大。(15)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崛起直接威胁了上海老牌的《字林西报》

《大陆报》报社，上海

在密勒早期创立的《大陆报》旗下，集合着一批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的中国学人，比如董显光、吴嘉棠等，这些人是美国新闻业注入中国的“第一滴血”，后来成为中国国统区新闻事业的栋梁。

密勒在中美之间的新闻沟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鼓吹下，清政府设立了新闻局，由于他的努力，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开始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后来密勒的兴趣逐渐转向了中国政治：他是“凡尔赛和约”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他为中国政府起草了首个政府代表团文件。1922年，他把《密勒氏评论报》卖给鲍威尔，自己则去中国政府做全职顾问。1925年，他重返新闻界，担任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但因在报道中持强烈的反日立场，被该报解雇。自1929年起，密勒担任蒋介石政府的顾问，1935年辞职。

密勒在中国一直盘桓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美国记者俱乐部门口摔伤，遂转回美国西雅图疗养，因癌症于次年逝世。(16)

克劳在《大陆报》衰落之后的1912年底离开了该报。他想寻求另一种生活。他和《大陆报》的一位美国小姐Mildred Powers结了婚，双双返回美国纽约，随后又去日本为一家报纸工作，于1916年重返美国。他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个果园，开始了悠闲的果农田园生活。他是个高产作家，至1916年时已经出版了3部有关亚洲的著作，其中一部是《中国旅行指南》。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因为获得了一项重要工作——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驻远东代表，办公室就在上海，克劳重返中国。他发现，几年前他供职的《大陆报》已经易手中国人，而《密勒氏评论报》正在走红。

克劳的代表作《四万万顾客》成了畅销书，有多种版本

克劳的广告公司将上海美女推上公众舞台

两年后，因为上海新闻业的工资远远低于美国，克劳在上海开了一家广告公司（Carl Crow Inc.），由于适逢其时，克劳一炮而红。作为首家上海广告公司，它的影响很大。该公司为旁氏雪花膏做的广告使用了“性感女郎”的形象，此后，“性感女郎”就在上海的香烟、汽车的广告上长盛不衰。

1929年，克劳与另外几个美国人创立英文《大美晚报》，短期内担任过主编，还去经营旅行杂志《中国公路》，但主业仍是广告，其繁盛持续到1937年8月日本轰炸上海。在战火中，克劳和家人仓皇返美，他的房产和家私均灰飞烟灭。克劳极为沮丧，但是，克劳却以中国通的身份成为一个撰写中国文化的畅销书作家，其重要著作包括：《四万万顾客》、《我为中国人说话》、《孔子轶事》、《那就是中国人》、《洋鬼子在中国》等。(17)

在来中国前，密勒已是颇有名气的战地记者，他刚愎狂放，性格暴烈，脸上留有刀疤——那是在报道波尔战争时留下的，据说当时的英军司令官颇不喜欢这张刀疤脸，曾将密勒逐出南非，所以密勒从此对英国人及其帝国极为反感。(18)但是米勒并非总是“点火就着”，他在上海时“住礼查酒店，穿着时髦，舞技精湛”，“他是一位矮小孱弱、重约125磅的人，穿着考究到让人难以想象他怎么才能坐下来又不致弄皱他的西服”。(19)鲍威尔则是个初出茅庐的学子，为人谦和，很得院长威廉青睐。密勒从上海发电报向院长威廉要人时，鲍威尔正在密大新闻学院当助教。鲍威尔来上海任主编后，一直遵从威廉院长的指示，彼此交往极为频繁。由于老师对中国的一往情深，鲍威尔在中国一待就是25年，而且与中国人紧密站在一起。他继任主编后，曾一度将《密勒氏评论报》改为《中国评论周刊》，意在强调它的中国色彩。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日本的压力下，许多外报对日本侵略都噤若寒蝉，惟该报敢于唱反调，所以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其办公地点多次遭到日军轰炸。

鲍威尔刚来上海报到时曾问密勒写些什么，密勒回答道“写他妈的我们想写的任何东西”，(20)这表明了《密勒氏评论报》的自由立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目击者和记录者，该报翔实记述了五四运动、军阀混战、中共的诞生与发展、北伐、国民政府的建立、国共合作与破裂、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鲍威尔对中国的抗战一直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密勒氏评论报》多次刊登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等人介绍解放区的报道。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章节也是首先在该报发表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坚持抗日立场，《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被日军逮捕，关进监狱，导致下肢残疾，于1942年搭乘国际红十字会客轮返回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鲍威尔是美国报业在中国的一面旗帜，他赢得了中美两方面的尊重，特别是专业人士的崇敬。他在美国做手术时，蒋介石本人、国民党政府以及中美新闻界人士都捐助了大量金钱。(21)1947年2月，鲍威尔在华盛顿密苏里大学同学会上发表演说后猝然倒下，终年59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鲍威尔之子小鲍威尔（J. W. Powell）从密大新闻学院刚一毕业，便子承父志，漂洋过海，于1945年在上海恢复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坚持自由、民主、统一的立场。上海解放后，外报纷纷倒闭，《密勒氏评论报》一枝独秀，日益“左倾”。抗美援朝战鼓敲响后，由于该报激烈批评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一度在美国、欧洲被禁，销量锐减，于1953年6月停刊。小鲍威尔回到美国后，曾被政府以“诽谤罪”起诉。

约翰·鲍威尔（右）在1941年战乱中的上海

1928年，预期在远东作短暂逗留的斯诺，来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会见校友兼主编鲍威尔，鲍威尔看过威廉院长的介绍信便聘用斯诺担任助理编辑，此后，斯诺在中国一待就是15年。《密勒氏评论报》为斯诺提供了建立功业的最初平台，而在同情中国革命方面，斯诺比鲍威尔走得更远。他于1933年前往北平，一面为美国报纸撰稿，一面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并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接触。1936年，他辗转到陕北红区采访了红军，翌年发表《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地将中共搬上了世界舞台。该著作是“密苏里新闻帮”在中国新闻实践的重要里程碑，斯诺由此成为“密苏里新闻帮”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气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前辈——无论是威廉、密勒、克劳还是鲍威尔。

密苏里的奇崛风光孕育出一批批冒险家

当人们质询《红星照耀中国》的真实性时，斯诺回说：“我是一个密苏里人。”(22)这是一句得到广泛认同的美国谚语——因为密苏里人崇尚“拿出证据，眼见为实”，“我是一个密苏里人”就是说“我尊重事实”，而这正是“密苏里精神”的核心。

“密苏里精神”的另一有力特征是冒险精神。从密勒到斯诺，“密苏里新闻帮”的每一位记者都是冒险家。美国中西部的山野和旷谷陶冶了他们遨游天下、四海为家的精神。也许此种渊源可以追溯到密苏里资格最老的记者兼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几乎所有的“密苏里新闻帮”分子都提到过《汤姆·索亚历险记》对自己的影响。“密苏里精神”还包含着博大的同情心，即同情弱小民族、反对强权、反对压迫、崇尚平等。在抗日战争中，“密苏里新闻帮”的记者无一例外地站在中国一边就是明证。在“密苏里精神”中，“中国情结”也是突出的特征：从密勒时代开始的“促进中美交流”，到威廉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报业复苏的殷切期望；从鲍威尔信奉的“帮助中国抗日责无旁贷”，到斯诺嘱托后人将其部分骨灰埋葬在他曾任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其中蕴含的中国情结可谓源远流长。

密苏里记者兼小说家马克·吐温是“密苏里新闻帮”的鼻祖

《汤姆·索亚历险记》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前去冒险

“密苏里新闻帮”从鼎盛到衰落，以斯诺1942年回国为标志。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近30年的“冷战”中，“密苏里”对中国的影响中断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密大新闻学院与中国大陆新闻学界恢复了联系，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美国新闻学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并始终是中国新闻学子心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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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6, 55(1): 28

(2) Mordechai Rozanski. 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00—1925,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4. 375

(3)

(4) Kelly A. Woestmana. Creed for My Profession: Walter Williams, Journalist to the World.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8. 2-11

(5) 载《申报》，1914-04-01、1914-04-03。

(6) 详见马光仁：《中美新闻界友好交往的先驱》，载《新闻大学》，2005秋，33～37页。

(7) Editor & Publisher, July 12, 1922. 24

(8) 见刘方仪：《中国化新闻教育地滥觞——从20世纪20年代燕大新闻系谈起》，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2），153～159页。

(9) Thomas F. Millard. Punishment and Revenge in China, Scribner's Magazine, 1980(29): 187-194

(10) 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New York, 1944, pp. 5-8, 62-63

(11)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p. 24

(12) Paul French.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p. 105

(13) J. B. Powell. Missourians in China,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1921(XV): 613

(14) Stephen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4

(15) Stephen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4

(16) New York Times, Sept 9, 1942

(17) 有关克劳的生平，见Carl Crow. 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0。

(18) Paul French.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p. 102

(19) John Benjamin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7

(20) John Benjamin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7

(21) Powell's Son Reviews China Weekly Review, California: Editor & Publisher, 1945. 36

(22)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