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厘清媒体融合语境下新闻记者研究的发展进程与基本问题，欧博abg发现随着新兴传媒技术的发展，技术创新和在地性实践持续推动新闻记者研究的议题进展。其研究思路或将数字技术作为时代背景，分别从个体层面、职业层面和组织层面考察数字技术背景下记者群体相应的工作生活状况、职业观念文化以及组织态度行为等问题；或将数字技术作为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工具，重点考察新技术对新闻记者职业观念文化的影响，以及新闻记者对新技术的认知态度等问题。未来国内新闻记者研究应多立足中国实际，关注技术创新为数字新闻实践带来的新问题，不断拓展理论资源和方法，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无论是2014年8月18日《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是2020年6月30日《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均说明“媒体融合”已成为当前和未来我国传媒业变革的关键要素。在媒体融合大背景下，新闻记者群体的边界日益模糊且呈现液态化特征，其职业观念文化及其实践活动等相比传统媒体时代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曹珊，2018；常江，2022）。同时，“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习近平，2016），该群体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新闻传播活动生产关系中的核心要素，其职业活动直接决定了新闻传播事业各项潜在功能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这使得如何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新闻记者队伍，破解传媒行业困局、提升新闻舆论引导力，变得至关重要。

对应到学界，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关于新闻记者的研究，诸如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媒体角色认知、职业伦理认知等领域，均积累了大量成果，但鲜有研究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导致该领域研究依然呈现“散、乱”的局面，缺乏未来研究发展方向上的指导。媒体融合发展给新闻记者研究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过去传统媒体时代得出的研究结论，在当下的适用性有待重新验证；同时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热点问题也不断涌现，使得当前新闻记者的研究更加多元，亟需理论梳理和总结，以促进该领域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对媒体融合语境下新闻记者研究进行全面梳理，总结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问题，反思既有研究不足，明晰新时代理论创新路径，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参照。

针对新闻记者研究文献的选择，截至2022年5月，本文使用篇名为“记者”或“新闻/传媒从业者”或“新闻/传媒工作者”，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当代传播》、《编辑之友》、《新闻界》、《新闻与写作》（不包括非CSSCI来源期刊年份）上共检索出586篇论文；同时，鉴于1998年前未推出CSSCI期刊，故分别选择1979—1989年、1990—1997年为时间界限，各选择其中被引次数前50名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英文文献则使用“journalist”或“news reporter”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共检索出3417篇论文，1915—2021年间选择各年度被引次数前25%或前5名（两者中选取较大数值）的文献，共筛选出951篇论文；2022年度因新近文献容易出现未有被引用等情形，故将其收录的93篇论文均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使用“journalist”或“news reporter”在Google Scholar数据库中选择被引次数前100名的图书作为补充。

一、新闻记者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其标志主要有19世纪后期大量全职记者而非兼职记者或自由职业者的涌现，以及1860年代后以职业为目标的记者俱乐部或协会的诞生等，记者职业合法性也初步得以确立；早期新闻记者更类似于工匠（craft），其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源于实践学习（hands-on-learning）而非职业规范（Nordenstreng et al.， 2016：8-19）。国外学界对该群体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最早的研究议题主要有两大类：其一是新闻记者职业化的问题，主要围绕新闻记者职业伦理、职业行为准则等的制定与社会价值问题进行讨论。譬如1914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Williams制定了《新闻记者信条》（转引自邓绍根，2015），1922年Allen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年鉴》上讨论新闻记者伦理制定的社会价值（Allen， 1922）等。其二是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状况问题，主要探究该群体的基本构成、社会地位、工作和生活条件等状况。譬如1929年Artus对美国新闻记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了探究（Artus， 1929），20世纪30年代 Rosten基于少量统计数据（127份样本）对华盛顿地区记者特征的分析（Rosten，欧博官网 1937）。这一时期的研究整体上以描述为主，研究方法也以经验判断或个案分析为主，定量或定性分析方法尚未被普遍使用。

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逐渐引入，以及实证分析（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的应用，国外新闻记者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研究问题、研究方法都变得更加多元化。综观这些研究，主要覆盖了以下三类议题：一是从个体层面，持续记录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等考察新闻记者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属性等基本特征，以及物质生活、劳动权益、心理健康等基本工作生活状况（Jensen，1996；Weaver & Wilhoit， 1996）。二是从职业层面，关注新闻记者的职业观念文化，主要借助新闻学理论资源，采用问卷调查、民族志、深度访谈、文本分析法和理论思辨等考察新闻记者对新闻专业领域所包含的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认知、理解以及具体实践等，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观念文化认知、新闻生产实践两个方面（Zhu et al.， 1997；Berkowitz & TerKeurst， 1999）。三是从组织层面，考察新闻记者的组织态度行为，主要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究作为职业群体的新闻记者与传媒组织的互动，尤其是记者群体对所从事工作的感受，以及相关的组织行为倾向、行为表现等（Bramlett-Solomon， 1992；Cook & Banks， 1993）。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十年，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型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和颠覆了传媒产业格局，也直接影响着新闻记者的职业规范、实践及其权力关系等（Broersma & Eldridge， 2019），这引发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记者研究，数字时代出现了技术逐步成为新闻记者研究中心议题的倾向，主要研究路径有两条：一条是将数字技术作为时代背景，沿袭传统媒体的研究路径，分别从个体层面、职业层面和组织层面考察数字技术背景下记者相应的工作生活状况、职业观念文化以及组织态度行为等问题（Willnat， Weaver & Wilhoit， 2017；Van Dalen， 2021）；另一条则是将数字技术作为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工具，重点考察新技术对新闻记者职业观念文化的影响与重塑，以及新闻记者对新技术的态度等问题（Wu， 2019；Gutierrez et al.， 2022）。同时，近年来全球化视野下新闻记者在地性实践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关于发展中地区（如中东、非洲地区等）和发展中国家（如伊朗、阿塞拜疆等）新闻记者基本状况、职业观念文化等研究逐渐增多（Weaver & Willnat， 2012；Hovden & Kristensen， 2021）。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化，问卷调查、实验法、内容分析、民族志（包括网络民族志）、文本分析和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也被广泛采用。

对应到中国，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被社会认可，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9年，民国政府明确将新闻记者与律师、会计师、医生、工程师、教师等纳入自由职业进行管理（田中初，余波，2016）。新中国成立后，早期学术界对该方面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新闻记者的职责、职业道德等问题展开讨论，其研究方法多以文本解读和经验总结为主（陆定一，1982；常剑虹，1989）。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开始系统地研究新闻记者群体，譬如“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课题组（1995）于1994—1995年针对中国女性新闻记者的现状与发展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喻国明（1998）于1997年针对新闻记者的基本情况、专业特征、职业满意度、新闻理念、职业道德等进行问卷调查。这时期国内新闻记者研究的主要议题与国外大致相同，比如个体层面的工作生活状况研究，职业观念文化层面的新闻理念、媒体角色认知研究，以及组织态度行为层面的工作满意度研究等，研究多以问卷调查法和理论思辨为主。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发展，2010年后特别是2012年中国报纸产业广告收入开始陷入下降的境地（姚林，欧博2013：106-115），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均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王海燕，2022），以及2014年8月18日《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中国传媒业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由此给国内新闻记者研究提供了新的环境变量和新的议题。在媒体融合的全球趋势和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行业背景下，新闻记者的职业转型、职业忠诚、职业承诺、职业角色等一些本土前沿议题在国内持续涌现，新闻记者研究逐步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重点前沿领域。下文将重点介绍国内媒体融合语境和国外数字技术语境下新闻记者研究的主要发展进路。

二、数字技术作为时代背景的新闻记者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时代背景的新闻记者研究，主要是指将数字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行业、组织等场域力量并列，共同构成新闻记者实践活动的时代背景（Anderson， 2013）；这些研究重点揭示和探讨该时代背景下新闻记者实践活动的特征、规律及其变化情况。研究思路基本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个体层面的工作生活状况、职业层面的职业观念文化和组织层面的组织态度行为等议题展开。本部分在梳理数字技术背景下新闻记者研究议题时，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引发的或相关的新议题。

（一）个体层面：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状况研究

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要指个体在工作生活体系中所经历各项内容的统称。伴随着数字技术带给传媒产业的巨大变革，行业变迁过程中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状况依然为诸多学者所关注。有针对新闻记者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种族、政治立场等）、日常工作条件等进行综合调查与现状描述（陈颂清，夏俊，柳成荫，2014；Willnat， Weaver & Wilhoit， 2017），有探究黑人、女性记者、调查记者、外籍记者、移民记者等特定群体的工作境遇（张志安，沈菲，2011；韩晓宁，张迪，艾奎宇，2014；Somerstein， 2021；Lachover， 2022），有针对新闻记者面临的特殊问题（如记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自杀问题、受政治迫害与被谋杀问题等）及具体国家存在的特殊现象（如韩国记者的紧密媒体关系特征等）展开讨论（刘丹，牛静，2021；Carey & Gohdes， 2021；Berkowitz & Lee， 2004）。

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新议题。首先，社交媒体出现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拓宽和模糊了新闻记者群体的边界，其中网络新闻记者、新闻地图制作者、自由记者等新形态也受到广泛关注（周葆华，龚萌菡，寇志红，2014；Usher， 2020；Norbäck， 2021）。譬如Usher（2020）认为，由于大数据、可视化、GIS等技术的出现，使得新闻地图制作者群体开始出现，但该群体也普遍面临高级计算知识和统计等新技能的困扰，以及如何正确收集、分析数据以避免得出错误结论而影响媒体公信力等问题。Norbäck（2021）通过对瑞典自由记者群体的考察发现，后工业时代工作的不稳定性导致记者群体身份边界发生变化，出现大量自由记者；该群体面临工资收入远低于受雇于集体协议的记者、劳动权益保护较弱等问题，但他们也试图通过组织专业社区、减少和拒绝工作、降低交付工作的质量，甚至完全退出新闻业等方式进行反抗。

其次，新闻记者群体在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也受到关注，比如记者在媒体转型改制过程中面临的劳动权益问题（夏倩芳，李婧，2016；冯建华，2021）、面对网络攻击（如性别攻击、物理威胁等）的回应策略（Stahel & Schoen， 2020）等。以网络攻击应对为例，Stahel和Schoen（2020）通过对瑞士新闻记者的考察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记者在网络中更容易遭受性攻击和性别社会化压力等，进而使得该群体更可能采取“考虑退出新闻业”等回避策略。

（二）职业层面：新闻记者的职业观念文化研究

新闻记者的职业观念（ideology）与职业文化（culture）被定义为一套特定的思想和实践，依据这些思想和实践，新闻记者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合法化，并赋予新闻生产活动意义和价值（Hanitzsch， 2007）。其议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职业观念文化认知，主要考察新闻记者关于新闻内涵、新闻价值体系的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或建构机制等，欧博娱乐具体研究领域包括媒体功能认知、新闻理念认同、媒介伦理接受度等（张志安，曹艳辉，2020；Wang & Guo， 2021；Hovden & Kristensen， 2021）。二是新闻生产实践研究，侧重从新闻记者微观个体视角探讨新闻生产的工作常规（routine）及其情境（context），其中新闻编辑部内的劳动分工、记者与消息源、公众和组织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及其背后政治、资本、技术等场域力量形成的制约因素等成为关注重点（Van Dalen， 2021；Harlow & Brown， 2022；Sturt & Humayun， 2022）。职业观念文化研究围绕“西方中心论”和新闻记者地方性实践的博弈大体形成了“西方—西方”、“去西方化”和“西方—全球”三种研究范式（单波，张洋，2020）。

同时，技术的变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上述两类议题的变迁。首先，在职业观念文化认知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带来的传媒生态变革及职业观念文化变迁，关于记者群体的边界、主体身份及其合法性问题（周睿鸣，徐煜，李先知，2018；朱春阳，钱威丞，2021）、记者职业价值认知危机（曹珊，2018；王军，丁汉青，2021）以及网络新闻记者、VR新闻创作者等新形态记者的职业观念文化认知（Cassidy， 2005；Mabrook， 2021）等议题开始为学者广泛关注。以记者职业价值危机为例，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当前新闻记者广泛存在对传统职业观念文化失效的焦虑（曹珊，2018），出现职业观念文化认知与实践的背离（王军，丁汉青，2021），与公众在理解新闻职业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Loosen， Reimer & Hölig， 2020）。

其次，在新闻生产实践方面，针对社交媒体时代出现的新闻生产实践新问题、新情况，如虚假新闻、错误报道等，也有诸多研究尝试从新闻记者的视角分析该类事件对新闻记者的影响、产生原因及其应对策略等（Appelman & Schmierbach， 2022；Himma-Kadakas & Ojamets， 2022）。以虚假新闻为例，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是其主要动机，并且数字技术通过换脸、口型同步、照片处理、消息捏造等形式为其提供了生产和传播的便利（Tandoc， Lim & Ling， 2018），并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威胁、改变了记者的信息收集和评估的路径（Munoriyarwa & Chambwera， 2020）。Himma-Kadakas和Ojamets（2022）探讨记者对不同形式虚假新闻的态度时发现，当记者面临时间压力时，其往往会根据自身专业经验，并甘冒发布未经审查信息的风险；当信息来源看似可信且信息呈现在官方社交媒体平台或记者社交媒体页面上，以及记者对特定主题缺乏深入了解时，虚假信息传播风险会更高，而视频处理（例如深度伪造）和去掉上下文的照片演示的虚假新闻则往往是记者最难验证的。

（三）组织层面：新闻记者的组织态度行为研究

组织态度行为关注新闻记者对于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组织所提供资源的评价及其影响下产生的组织行为或行为倾向（Riketta， 2005）。关于新闻记者的组织态度行为研究，目前的研究议题大体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主观幸福感、职业承诺等。此方面的研究借助了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将人区别于机器、技术设备等生产工具，重点关注组织内部“人”的发展，产生了大量跨学科研究成果（朱江丽，史玲莉，2021；Lin & Han， 2022）。

同时，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和传统媒体的没落等，关于新闻记者的离职意愿、职业选择等“危机—转型”话语得到大量学者的关注（Jung & Kim， 2012；陈立敏，2022）。譬如在离职意愿方面，Jung和Kim（2012）通过对韩国10家报纸记者的调查发现，过劳工作，对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和薪酬等的不满，以及晋升机会的下降是导致该群体职业倦怠感上升的主要因素，进而导致组织承诺下降、离职意愿增加。Viererbl和Koch（2021）通过对前媒体人工作转变原因的考察发现，主要原因有两类：一是推动因素（由于工作条件差被赶出新闻业）与拉动因素（由于工作质量吸引人而被拉入公共关系工作）；二是激励与保障因素（与工作相关的外在和内在奖励）。在职业转型路径方面，丁方舟（2016）通过对中国新闻记者公开发表的文本分析发现，面对新闻行业的变迁，新闻记者在努力寻找新闻文化价值目标与新媒体技术手段间的平衡点，或放弃文化目标来适应新媒体技术发展，成为自媒体人；或通过运用技术手段延续文化目标，表现为新媒体转型、创业或回到学校等；或同时放弃两者来追求另一种可能的平衡状态，表现为转投其他行业。唐铮等（2022）、陈立敏（2022）通过对前媒体人的深度访谈发现，前媒体人在转行时往往依赖过往积累的资本而选择品牌公关、企业文化运营等与新闻媒体密切相关的职业，并且在适应新职业过程中依然体现出较强的媒体人文化基因和理想主义光谱。

三、新媒体技术作为技术工具与新闻记者的互动关系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技术工具与新闻记者的互动关系研究，则是将数字技术作为关键影响因素从政治、经济、文化、行业、组织等诸多社会场域力量中凸显出来，认为技术力量不仅会直接影响新闻记者群体，而且会通过影响新闻场域内诸多力量的位置关系及其作用方式等间接影响该群体（Anderson， 2013），进而考察新技术工具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技术工具在记者生产实践过程中的影响路径、行动逻辑以及记者是如何看待和阐释新技术等问题。具体研究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关注数字技术对新闻记者的影响，二是关注新闻记者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态度等。

（一）数字技术对新闻记者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对新闻记者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观念文化层面，相应的议题包括新技术对新闻生产实践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职业观念文化。

第一，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实践的影响研究。侧重从新闻记者视角来理解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意义及其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宏观社会层面，技术力量改变了新闻场域的他律力量，不仅将数字化技术、互联网平台逻辑等嵌入新闻业中，而且也推动新闻业对经济资本回报的追逐、商业模式的变迁等，使得新闻场域信念（doxa）向工业和技术经济理性转变，重构了新闻场域的边界与社会秩序（Anderson， 2013；Lindblom， Lindell & Gidlund， 2022）。

其次，在中观行业层面，数字技术正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在新闻编辑室形成一种新资源，不仅重塑着记者与其他行动者如平台、信源、公众、其他记者等之间的关系，也塑造着新闻记者新的职业规范及技能和知识组合，如数字素养、社交媒体管理、可共享性等正逐渐成为行业共识，进而重新塑造着新闻场域的文化资本和位置关系（梁君健，黄一洋，阳旭东，2022；Wilhelm， Stehle & Detel， 2021）。

最后，在微观组织层面，数字技术多与数值测量、效率、竞争等概念相关联，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常规，包括社交媒体使用、内容生产流程、内容生产周期、事实核查、用户指标等，进而影响其生产实践（李唯嘉，2020；McGregor & Molyneux， 2020；Alvarez-Macias， 2022）。

并且在研究立场上，开始出现由“数字化如何融入新闻业”转向“新闻业如何融入数字化进程”的趋势（Broersma & Eldridge，2019）。此外，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实践如发布内容、自我品牌塑造（self-branding）等也受到了全球学者的关注（Hedman， 2020）。

第二，数字技术对新闻记者职业观念文化认知的转变影响研究。这方面学者主要借助数字新闻学的相关理论，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逐渐代替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指导新闻记者实践行动的新形式（朱江丽，2021），新闻业的职业边界及其观念文化也日益偏离传统经典专业主义话语所设定的范畴，并迫切要求构建新的话语范式（徐笛，2021）。在此基础上，也有诸多学者开始从新闻记者主体视角理解新闻理念认同、媒体角色认知、媒介伦理接受度等的重新建构问题。

其中在新闻理念认同领域，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打破了传统客观性原则履行的封闭过程，强调新闻制作过程的“披露透明度”（disclosure transparency）和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参与透明度”（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由此推动主流新闻业的“客观性”范式正逐渐被“透明性”范式所取代（Karlsson， 2010）。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新闻记者持有的范式往往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维度，即既认同客观性原则追求的真实性和中立性，也认同透明性原则追求的披露透明性，但对参与透明度则多持有怀疑态度；在工作超过12年的记者群体中，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拥抱真实性和披露透明度；经常使用在线网络的记者也更倾向于拥抱参与透明度（Lasorsa， 2012；Hellmueller， Vos & Poepsel， 2013）。

在媒体角色认知领域，数字技术特别是算法对流量的追逐等使得新闻记者逐渐转变为“被数据分析支配的计件工人”，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已发生重大变化（王维佳，周弘，2021），其中策展者（curator）、受众介入、对话功能等受到较多关注（Loosen， Reimer & Hölig， 2020；Papanagnou， 2021），譬如有学者发现目前新闻记者除了对媒体传统功能（如信息监测、舆论监督、知识文化等）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外，也较为认同建设性、对话范式、受众介入等功能，但对策展者功能则持怀疑态度（Loosen， Reimer & Hölig， 2020）。但也有学者发现，社交媒体的出现尽管使得记者评估自己角色的方式发生了转变，更多将自身定位为专业人士，但并未破坏其长期存在的新闻理念如客观性原则，并对媒体注重资本回报等方式表示蔑视（Papanagnou， 2021）。

在媒体伦理接受度领域，技术伦理问题则成为关注焦点，譬如Oppegaard和Weiss（2022）通过对美国主要新闻机构公共政策和服务条款等的内容分析发现，多数新闻机构并没有制订位置数据识别、公开的道德准则，使得新闻记者群体在新闻实践过程中缺乏关于如何处理、保护和合乎道德地使用用户数据等的政策指导。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结合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特性，考察平台的文化属性及其可供性等对其职业观念文化认知产生的影响（李思思，2017；Lee， 2015）。

（二）新闻记者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态度研究

关于新闻记者对新技术的认知态度方面，学者多基于新闻记者主体视角，考察数字技术给新闻生产、行业及自身产生影响的认知及其采纳行为。其研究路径大体有两条：一条是考察新闻记者的认知态度或使用行为的现状，譬如Hedman和Djerf-Pierre（2013）根据记者对社交媒体使用的态度，将其分为“怀疑的回避者”、“务实的顺从主义者”和“热情的积极分子”三种类型。Gutierrez等（2022）通过对BBC的民族志和《泰晤士报》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虽然新闻记者通常愿意尝试有利于他们工作的人工智能驱动技术，但其面临着技术人员难以将技术有效整合到新闻工作流程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新技术在新闻生产与编辑工作中的应用需优先考虑新闻价值，符合新闻业的专业实践和价值观。另一条则是探讨新闻记者认知态度或使用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社交媒体参与等）和组织情境因素（如媒体类型、组织规模等）是关注重点（Gulyas， 2013；Wu， 2019）。譬如Wu（2019）基于创新扩散理论模型，通过对美国新闻记者的调查发现，Twitter使用程度对记者社交媒体态度具有正面促进作用，Facebook使用则无显著性影响，组织社交媒体文化（如提供相关指导或培训等）对社交媒体态度无直接影响，但可通过影响Twitter使用产生间接影响。

聚焦到中国，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目前我国新闻记者多对社交媒体的作用持积极态度，如认为社交媒体能够促进和扩大新闻报道的传播速度和范围等，该群体经常使用社交媒体从事的新闻工作行为主要有：“与消息来源沟通或接触”等辅助专业化生产、“转发工作单位官方博客微博的内容”等常规表达行为和“第一时间披露新闻现场或采编过程中所见所闻”等后台披露行为（周葆华，2014；张伟伟，2018）。在影响因素方面，个体因素中的年龄、新闻范式偏好以及组织因素的媒体类型等具有显著性影响（周葆华，2014）。此外，也有少数学者考察了我国新闻记者对媒体融合的态度，发现该群体多肯定媒体融合的社会作用如提升了报道速度等（Xiong & Zhang， 2018；韦路，方振武，2020），但认为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障碍，如制度层面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分属“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套系统、组织层面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间的相互敌意与合作欠佳、个体层面的职业记者与自媒体使用者的激烈竞争等（Xiong & Zhang， 2018）。

此外，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新闻记者研究也呈现全球化视野与在地性实践相结合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全球比较、跨国视野的研究增多，很多学者开始试图比较不同国家间新闻记者职业观念文化及其实践的差异，并探究个体职业观念文化等是如何与具体场景和社会现实（社会制度、产业、技术环境等）相关联的，其中国家政治文化（如个人/集体主义倾向、媒体所有权制度、权力距离等）是关注焦点（Mellado et al.， 2020；Hovden & Kristensen， 2021）。另一方面，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研究中，涉及伊朗、韩国、南非、瑞典、挪威等亚非、北欧国家记者的工作生活状况以及职业观念文化等的内容明显增多（Jung & Kim， 2012；Weaver & Willnat， 2012）。整体而言，这些国际发表的研究为全球化学术交流提供了对话机会，但其主要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基础上，对美国、英国、北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新闻记者相关理念和实践持相对中立的态度，而对伊朗、阿塞拜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多持并不友好的立场。

四、未来研究路径展望

结合前文对本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问题的梳理，我们发现，媒体融合语境下新闻记者研究一方面较多关注数字技术所引发的新闻记者存在形态、职业观念文化等变革问题，且在研究视角上日益关注技术要素的重要影响，整体呈现出技术转向的趋势；另一方面注重在全球化视野中强调本土经验，通过结合本地实践的具体情境、解决本土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在地性实践特征。

第一，在研究问题上，日益关注数字技术话题及本土化问题。数字技术时代的到来及技术驱动下泛媒化的趋势为新闻记者研究带来了诸多新问题，譬如新闻职业形态的模糊（新闻地图制作者、自由记者等新形态的出现和公民新闻的争议）、职业观念的改变（如新闻透明性、数字新闻伦理等）、工作方式的变革（如媒体融合、与用户间的互动等新要求）、组织态度行为的变化（如工作满意度和职业承诺的下降）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各国学者也紧紧结合具体国家新闻记者新出现的新闻理念与实践展开相关研究，譬如，在美国、英国等国家，新闻记者的自我品牌作为媒体品牌的补充，发布在媒体上未披露的相关信息及其个人观点的现象与争议，受到大量学者的关注；在挪威、瑞典等国家，随着数字新闻实践的渗入，新闻记者对数字新闻理念的态度变化及其相关实践也备受学者关注；在中国，由于社交媒体崛起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以及国家政策对媒体融合的关注等，使得新闻记者的劳动权益、组织态度行为等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充分结合本地新闻记者在地性实践的具体情境，明晰其产生原因、寻找解决方案。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日益凸显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记者研究多关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组织等要素的博弈机制，其中国家政治文化、组织经营理念对个体职业观念文化的影响尤其为学者所关注。而近年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尽管学者依旧非常关注国家政治文化特别是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等产生的影响，但对技术要素所引发新闻记者变革问题的关注也明显增多。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新闻行业中记者与用户、记者与组织、记者与监管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以技术要素为主的新权力博弈机制使得新闻记者的职业观念文化、组织态度行为等相比传统媒体时代更具独特之处，而这也为新闻记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第三，在具体论证上，学者对待数字技术的态度尚未形成共识。现有研究围绕数字技术引发新闻记者变革问题产生明显分歧：一种观点持相对激进态度，认为数字技术并不仅仅是工具，而更多是对新闻记者所处生态系统的颠覆与变革，因此，数字技术时代新闻记者研究不应是传统媒体时代的简单延伸，而应站在数字社会的生态系统角度思考技术带来的变革（Duffy & Ang， 2019；Hedman， 2020）；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对保守态度，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尽管给新闻记者的存在形态、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等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新闻记者的基本角色与功能、职业理念等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些研究多倾向于将数字技术嵌入政治、社会、经济等诸要素中，试图在原有新闻记者研究基础上进行修正与完善（Deuze，2005）。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更倾向于后者，代表观点主要有“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s）和“技术采用”（technology appropriation）理论等（Djerf-Pierre， Ghersetti & Hedman， 2016）。“技术可供性”理论主要强调技术的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主要通过行动者参与技术而产生行动的可能性和机会；对应到数字媒体，不同数字媒体因功能的差异而被行动者赋予不同含义，并且这些含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进行重新协商，因此在分析技术的影响时应同时考量技术提供的功能与行动者的参与行为（Majchrzak et al.， 2013）。“技术采用”理论则主要强调用户与技术的互动是彼此影响的，一方面用户的惯常行为改变了技术结构，另一方面技术结构也在不断塑造着用户行为。对应到数字媒体，认为数字媒体对新闻记者的影响是一个过程，新闻记者对数字媒体进行规范化以适应新闻实践和自身职业理想，同时，数字媒体的发展也规范着新闻职业以适应自身发展，记者对技术的采用也受人口因素、组织因素、职业理念等影响（Hedman & Djerf-Pierre， 2013）。

回顾中国近年的研究，虽然关于新闻记者群体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大进步，但对当前传媒环境巨大变革的关照和相关前沿问题的挖掘能力仍显不足。未来国内新闻记者研究可加大对以下三个方面的探索：

一是重视在地性实践，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完善中国新闻职业话语体系，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当前中国新闻记者研究多沿袭国外研究思路，其倡导的职业观念文化也常以西方概念体系为参照系，影响了国内新闻职业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遮蔽了国内新闻记者实践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基于此，“本土化”应成为国内新闻记者研究的重点方向。其中本土化大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关注中国议题，围绕新闻记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如职业认知、职业转型、职业境遇（如编制身份、劳动权益等）等展开相关研究；二是注重将相关议题放在当下中国社会情境中，以时代为关照，通过将编辑部内的微观新闻实践（如人机关系、角色分工等）与外部社会的政治、技术、经济、文化、行业、组织等场域力量相关联，进而探索相应的行动根源、逻辑线索；三是注重从关系视角理解中国新闻职业话语体系问题，通过考察媒体组织及其从业者、政府机构、公众、广告主等利益相关主体对新闻职业基本功能、职业规范等的理解，推动彼此之间的互动、沟通并达成共识，以促进新闻职业话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程。

二是关注技术创新为数字新闻实践带来的新问题。一方面，伴随着传媒环境的巨大变革，新闻记者边界的日益模糊、记者在职业观念和职业技能转变过程中遭遇的冲突和矛盾、记者数字素养培育问题、记者职业忠诚度和职业流动问题等，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应摒弃传统的新闻行业正常或快速增长思维，更多采用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重新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如何融入和影响中国新闻记者的新闻实践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数字技术如何影响记者职业观念文化、记者如何理解和看待数字技术或媒体融合等话题，应充分借鉴新闻生产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而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特征、规律及其生成逻辑，优化新闻记者的高素质培养机制。当然，这些研究须充分结合我国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根本性质和数字化实践依赖行政体系“自上而下”推动的社会背景，重新审视包括数字新闻业在内的新闻传播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进行全球理论对话的同时，避免研究的“西方化”。

三是不断丰富和拓展新闻记者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传统时代新闻记者研究发展除了运用新闻学理论资源外，也借鉴了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资源。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新闻记者群体的流动性特征，新闻记者研究急需借鉴其他学科知识，除加强借鉴上述学科的理论资源，也应加强汲取技术哲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促进不同学科在该领域的融合发展。譬如，数字技术对中国新闻生产实践的作用逻辑以及新闻记者如何掌握数字技能和知识问题；中国新闻职业观念文化研究的“内向发展”倾向问题，即较多考察新闻业内部的影响机制而较少考虑政治制度、资本要素等外部力量的影响，组织态度行为研究较多考察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等长期态度而对短期情感体验如“情绪”等关注不够；这些问题都应充分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同时，目前国内新闻记者研究大多采用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理论思辨等，还可进一步引入社会网络分析、计量经济分析、实验法等方法。未来可针对具体研究问题不断优化研究方法，进一步提升本领域研究质量、取得更多优秀研究成果。

（韩晓宁 王军：《技术转向与在地性实践：媒体融合语境下新闻记者研究的进路与展望》，2022年第1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