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山西出的兵多，粮多，山西人民对抗日战争贡献极大，其中，牺盟会和新军在山西和华北抗战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97岁高龄的薄一波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他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的经过，再现了牺盟会和新军英勇抗战的历史，使我们对山西抗战呈现出的独特局面有了更真切、全面的认识。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伟大日子。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喋血奋战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宽广胸襟和远大视野，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思想和理论，也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如今，先烈们早已长眠地下，中国共产党指挥这场战争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大批主要领导人也已先后故去。然而，还有一批当年叱咤在抗日战场上的老战士依然健在，仍在回忆和思考着这场战争。97岁高龄的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1936年10月，他作为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奉命来到山西，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由此在山西的大地上演出了一场威武雄壮的抗日战争活剧，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带着对先辈的崇高敬意和对这场战争内涵的不懈追问，记者最近访问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提交了书面访问提纲。以下是薄老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答。

　　国难当头，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主张。在北方局，刘少奇采取了一个大的行动

　　问：在抗日战争中，您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山西，是党的山西公开工委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局势的战略思考，以及您是怎样来到山西的？

　　答：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193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从我们党的领导层来说，真正把抗日作为全党工作的主题，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

　　大家知道，1935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华北事变，一下子把亡国灭种的危险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这就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全国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切愿意抗日者一致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的重要一着，是1936年5月5日，在红军东征山西连连胜利的情况下，发表回师通电，意在进一步争取阎锡山和蒋介石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这时，领导北方局工作的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他在政治上坚决地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同时，采取了一个大的行动：鉴于北方局干部严重缺乏的现状，经党中央批准，将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经过严峻考验的50多位同志营救出狱，使党在北方一下子聚集了一大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我就是那时出狱的。

　　问：您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到达山西，和阎锡山建立联系的呢？

　　答：这首先要从阎锡山说起。

　　阎锡山是个封建性很强的地方实力派。他经营山西多年，在经济上有着比较雄厚的基础，近代化大企业包括重工业就有50多家；军工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不仅能造轻武器，还能制造八八野炮等重武器。政治上，他精于权术，老谋深算。我参加革命后，就在他的眼皮底下闹，对他还是有些研究的。他基本的人生哲学就是：“存在就是一切”。也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在山西这块地盘。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的事实，阎锡山很焦虑。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他深知蒋介石其人，联蒋又拒蒋；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但红军“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他又有很大的震动，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来发动民众，招兵买马，应付危机，以渡过难关。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阎锡山选中了我。

　　阎锡山选中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革命时期我在山西从事学生运动比较有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是被阎锡山通缉的33人之一。二是阎锡山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赵戴文、赵丕廉都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另一个亲信梁化之则是我的同学，是他们向阎锡山推荐了我。

　　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我们在山西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

　　问：阎锡山这个人封建性很强，又善于权术和心计，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太不容易了。您到山西以后，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答：我是在少奇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来到山西的。临走时，经北方局同意，我从一同出狱的草岚子监狱的战友中挑选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三人，加上周仲英，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后来又增加11人，多数为草岚子监狱时的战友。

　　由被阎锡山通缉的对象，一下子成了阎锡山请来的客人，如何开展工作，也是颇费琢磨。不过，这样几条我是很明确的：一、大敌当前，就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搞统一战线。我们在草岚子监狱中就读到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深知只有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二、我有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白区工作的经验，知道光做下层工作不够，要善于做上层工作。三、我参加了大革命，对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惨痛教训也深有体会。这是我全部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有了这几条，如何工作心里就有数了。我感到：首先要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偷偷摸摸不行。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我们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这条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

　　有了明确的方针，工作就好开展了。我们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把牺盟会办成我们党实际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二是创办一支完全有别于阎锡山旧军队的山西新军。

　　先说第一件大事。牺盟会原来是阎锡山的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一些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倡议创立的。但一成立，就被阎束之高阁。到山西后，我们看到这个组织完全可以为抗日所用，就向阎提出：这个组织不改组就无法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阎表示同意。于是，我们首先成立了牺盟会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有薄一波、董天知、韩钧，加上原来的几位进步青年，会长还是阎锡山，戴的仍旧是“官办团体”的帽子。同时，由杨献珍同志执笔，修改了一些原来牺盟会纲领中阎锡山不愿接受的条文。例如：我们党的口号是“抗日救亡”，阎提“抗敌救亡”；我们提“收复失地”，他则提“守土抗战”，以表示他的独立性。好，我们就采用他的这些口号，说“山西话”，实际上讲的内容还是我们党的主张。

　　有了这样一个“官办”色彩的组织，我们工作起来很顺手。首先是招募1000名进步青年学生和爱国青年，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派往乡下，名义上是协助村长办理村政，实际上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村政协助员”下乡的时候，正值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经过这些爱国青年的奔走宣传，山西抗日救亡的民气一下子就起来了。一年多后，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工作开始了，真如黄河决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几千年来被压抑着的民气觉醒起来了。老百姓过去曾经是除纳粮以外，什么都不过问也不晓得过问，现在改变了，他们要……‘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宣言拥护‘西安事变中的抗战主张与统一战线’。”村政协助员又采取十人团的方式，很快发展牺盟会员30万人。这种情况，真有点当年湖南农村大革命的味道。

　　接着，我们从新发展的会员中挑选两万名优秀青年，作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组成10个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当时，阎锡山提出训练30万国民兵，我们接过了这个口号。

　　三是兴办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那时，全国的青年正处在一种苦闷之中，爱国运动还没有完全的自由。太原这两个团一号召，全国的进步青年如潮水一般涌到太原。两个团合计4500多人，包含22个省区的学生。为了加强领导，我们把中共山西工委的杨献珍、韩钧、刘亚雄、王鹤峰、谷景生、周仲英等同志都派到连队去当指导员。著名抗日女英雄李林就是军政训练班中女兵连的。训练班的学员既学习抗日的政治理论，又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而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也为后来我们建立山西新军创造了条件。所以，当时有人曾将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比作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

　　问：如果说牺盟会以“官办团体”的面目出现，救亡工作开展得还比较顺利的话，那么，在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的眼皮底下，创建一支由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恐怕要困难得多了。这个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答：组建新军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

　　“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占领北平、天津，很快又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相当大一部分一触即溃，阎锡山对旧军失去信心。于是，我向阎锡山提出，看来山西战局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并要我负责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少奇同志很高兴，说：好，赶快去！于是，我们立即从热烈报名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的学员中挑选了300名学员，组建了一个团，名称是按阎锡山的意见，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我担任政治委员，总队长是旧军官徐绩章。1937年8月1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第一支山西新军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9月，雁北失守，11月，太原失守。阎锡山在接连挨打以后，一时不知所措。这时，他更加倚重我们。他有个形象的说法是：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因而这也是阎锡山最听我们话的一个时期。看到阎锡山这时确想抗日，又无能为力，于是，我又向阎锡山提议再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同意先组建五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很快扩充为四个纵队（旅）。各纵队政治委员分别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担任，各纵队长仍然由晋绥军旧军官担任。

　　对于这支生气勃勃的不同于晋绥旧军的新军，阎锡山和我们对它希望都很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从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这就是既要积极地争取、团结阎锡山一起抗日，又要随时警惕其对日妥协投降的一面，因而，我们必须掌握领导权。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关键的一着就是实行政治委员对部队有最高指挥权的制度。决死队成立之初，我就拟定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并得到了阎锡山的批准。《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主任接受其领导。”我这是政治委员一长制。政治委员权力大着哩！政治委员可以撤纵队长的职。1938年春，纵队长鲁应麟（旧军官）乘我不在的时候命令部队打临汾，牺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回来我就撤了他的职务。旧军官贪污我开除，打仗不勇敢我开除，违犯军队纪律我开除，所以这支部队一成立，实际上就在我们党的掌握之下。同时，我们在部队内部坚持以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队，确立了训练军队的六项方针，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废除打骂制度等，以此与旧军队划清界限。朱总司令率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我们又从八路军中要了一批军事干部充实到新军中来。旧军官中也有不少人是进步和比较进步的，他们大多和我们合作。1939年下半年，阎锡山开始反共倒退以后，为确保我们对部队的领导权，我在一纵队将尚余的旧军官统统送到罗瑞卿的抗大分校学习去了，只留下李懋之一人。这个同志后来表现很不错，建国后曾担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现在依然健在，已经98岁了。

　　和阎锡山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开展，使八路军三个师得以顺利地在山西立足，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山西人民对抗日战争贡献极大，牺盟会和新军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问：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双方没有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山西，由于有了牺盟会和新军，却有了不同的特点。请问，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怎样看待牺盟会和新军的历史作用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的确，由于我们在山西的统一战线采取的是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这种特殊的形式，因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我们党和阎锡山之间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这主要是牺盟会、决死队和后来的战动总会。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但牺盟会七名常委，除梁化之外，全部是共产党员，实际是我负责，领导权在我们手里。决死队名义上也受阎锡山领导，但政委和政工人员是我们的，领导权也在我们手里。战动总会是牺盟会改组一年后周恩来同志到山西倡议成立的，由国民党左派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抗战。第二，我们和阎锡山之间也有共同纲领。1936年，牺盟会改组之初，由杨献珍同志执笔修改的牺盟会纲领是第一个纲领。1937年8月25日，我党洛川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1月，我们参照这一纲领，起草了《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经阎锡山同意、签署，11月6日公布于众。这是又一个纲领。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特殊性，使得山西抗战在全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局面。首先，山西民众有了抗战的合法权利，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热潮。那时，牺盟会员每人胸前挂一个牌牌，在太原、在山西，是很神气的。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同志到太原后，我还给了他一个牌牌，他感到工作起来方便多了。因为有这个牌牌，警察不敢惹他。同时，有了一支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军。这是我们在华北战场上除了八路军以外的又一支抗日武装。正是由于有了和阎锡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中心。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日战争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1937年9月，毛泽东几次就这一思想向全党发出指示。9月29日，他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太原，八路军总部和三个主力师陆续进入山西，配置和展开于山西各战略要地。

　　问：中国共产党把八路军总部和三个主力师都放到了山西，等于把抗日游击战争的主战场放到了山西。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答：北方局和八路军来到山西以后，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使得我们有了主心骨和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接着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建立抗日政权，和八路军三大主力一起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决死队成立后，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我率领部队到达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前面说到，阎锡山这时很是依赖我们，对我到晋东南很是支持，委任我为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很快又改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我到任后，首先行使第三专署专员的权力，将所辖沁县、沁源、安泽等13个县的县长采取重新任命或替换的方式，撤换那些贪生怕死、不积极抗日的县长，改由共产党员担任。沁县县长是沁县牺盟中心区负责人、25岁的史怀壁同志。上任时，我还送他一匹日本东洋大马、一支手枪。这样，我们很快就把太行、太岳大部分地区合法地先占领了。

　　这时，牺盟会的工作也十分活跃，继续派出大批人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当山西旧政权下的县长们纷纷“自行告退”即逃亡的时候，牺盟会推荐了一大批勇于牺牲救国的进步青年担任县长，勇敢地承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到1939年夏，牺盟会会员总数达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省的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行政区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中，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员或新军干部担任。因为坚决抗日，这些由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担任的县长深受群众拥护。山西新军这时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到1939年夏，已有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卫旅、一个暂编师、三个政治保卫旅，共辖50个团，主力部队7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旧军，加上地方武装，达到近10万人。

　　这种新形势的出现，对支持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八路军三个师不但可以顺利地进入山西，而且很快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就是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三大根据地的最初“地盘”不是八路军打下来的，而是我们合法地从阎锡山手里拿过来的，或者说是阎锡山“拱手相送”的。这样，八路军三个师的屁股坐到了山西，在华北实施战略展开有了前进的基地。

　　第二，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当专员和县长的所在区域，都是八路军兵源和粮草源源不断的供应点。牺盟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动员起来的山西民众也纷纷参加了八路军。一二○师1937年9月刚到山西时是8200余人，到1938年初已扩大到2.5万余人。当时有的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八路军中十个人，有一个老红军，一个西北人，八个山西人。这当然是一个不很确切的说法，它只是形象地说明山西人当时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之多。抗战之初，刘少奇同志代表北方局提出要“扩红十万”，这个目标我们是达到了。八路军总部到达沁县后，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我对史怀壁县长说：对八路军总部和医院，要保证供应，可按合理负担的方法解决。为此，史怀壁同志还专门到小东岭八路军总部面见朱总司令。由于阎锡山有许多兵工厂，枪多、炮多，新军的武器装备也很精良，因而八路军从新军这里得到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

　　第三，新军协同八路军共同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使日军在华北战场相当大一部分兵力陷在了山西。在1939年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作战中，决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表现十分英勇。1940年的百团大战，新军参战22个团，打得更是顽强。其中，一纵的25团和38团出发时都是近2000人，人枪齐全，回来时每个团只剩下五六百人。1942年至1945年，以决死队为主力的我太岳军民发动了著名的沁源围困战，历时两年半，万众一心，艰苦卓绝，终于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沁源，当年即被延安舆论界称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至今仍被沁源等地的人民作为“太岳精神”的象征而为之传颂。据不完全统计，新军在成立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毙伤日伪军5万多人。我牺牲了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等旅以上干部7人，牺牲指战员1万多人。

　　总之，抗日战争中，山西出的兵多，粮多，山西人民对抗日战争贡献极大，牺盟会和新军在山西和华北抗战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贺龙、刘伯承、聂荣臻三位师领导当时就对我说过：如果没有牺盟会和新军，我们在山西的工作绝不会这样顺利。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取我的工作汇报后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进入1938年下半年以后，阎锡山看到广大民众迅速发动起来了，牺盟会和新军逐渐形成独立的力量，感到惶恐不安，认为这是超过了他所许可的范围，转而支持旧派力量和顽固旧军官，压制、打击新军和牺盟会，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对此，我们早有防范，预作了部署。北方局也提醒我们：阎锡山在政治上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既要和他保持统一战线，也要警惕他在形势逆转时可能反水。毛泽东同志知道情况后也及时指示我们：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因此，当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公开命令旧军向新军发动进攻时，新军各部队在八路军支持下，顽强反击，胜利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只是个别领导人思想麻痹，使部队遭到了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新军分别集中于晋东南和晋西北两个地区，经过整编，加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二○师序列。这时，有些同志主张和阎完全决裂，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继续团结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内。因而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后，仍保留新军番号，有些电文仍抄报给他。尽管阎是只打收条不复电，但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保持了中立，我们同阎的这种合作关系也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基本上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事实说明，这种策略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很有远见的。

　　回想当初，我们几位同志赤手空拳来到山西，几年时间，搞了很大一个摊子，很大一个场面，为党中央胜利地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40年3月，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听了牺盟会许多感人事迹后，十分激动，很快就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的姊妹篇??《牺盟大合唱》，一时在延安、在山西传唱不衰。这一切，靠的是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包括刘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同时，也离不开我们当时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工作。抗战末期，阎锡山曾在他的部下面前慨叹自己“失算”，说：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阎锡山的话错了，他决不是一时“失算”，而是历史使然。他的对手，决不是如他以轻蔑口吻所说的几个年轻人，而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广大群众，是以山西新派面目出现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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